1914年是个虎年，这年农历六月廿四，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出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李元庆。他的父亲在北京大学任职，祖籍浙江杭州。他的母亲钱家礼和钱学森的父亲是兄妹关系。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比李元庆大3岁。李元庆回到杭州后，二人接触多了起来。这样，李元庆和表哥钱学森保持了很深的友谊。李元庆某种程度上，对表哥钱学森发生了影响。这对表兄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各自成了一部传奇。如果说钱学森是爆炸性的贡献，那么李元庆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整理就是奠基性的贡献。
周扬评价他说：“为整理祖国音乐遗产竭尽心力，他的劳绩和贡献是不会被遗忘的。”可是，李元庆赶上了“文革”，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颠簸，于是，他在经历无数次得大批判之后，1979年去世了。
李元庆去世后，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钱学森、夏衍、周巍峙、贺敬之、江丰、吕骥、王世襄等社会名流参加了追悼会。
让位杨荫浏，自己甘当最好的配角
乔建中说：“李元庆在研究所，很好地执行了吕骥的音乐思想。可以说是音乐研究所的奠基人。而杨荫浏是引领者，学术上领跑的人，也是开拓者。研究所从呱呱落地，有了自己的生命，到不断地旺盛，这是基于李元庆整个打好了地基。而他跟杨先生合作，又以他的素养与人品，保证了杨先生这样一位第一流的学者能够在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下面叱诧风云，纵横捭阖。”
当音乐研究所确定第一任所长的时候，按照党的干部优先原则，组织上可能更愿意叫李元庆担任。但李元庆从全局考虑，认为杨荫浏比自己更合适，而且他会以党的干部配合杨荫浏的工作。所以，才有了音乐研究所在他们任上所创造的辉煌成绩。
笔者：他们俩是“绝配”吗？
乔建中：绝配。早在60年代，李元庆就话里有话地对杨荫浏说过：“各个机构，党内党外，像你我这种合作的，没有。”第一，当时很多单位的行政学者和党的行政干部已经是有了摩擦。第二，他们俩人合作，从李元庆来讲，是诚心诚意保证了杨先生的学术前沿性。李元庆牺牲了自己，毕竟他也是音乐家，大提琴家，音乐修养很高。
笔者：两人的合作，李元庆牺牲更多一些吗？
乔建中：当然，绝对是这样。李元庆不是一般被动配合杨先生，他是有想法、有前瞻性的一个领导。两个人这种结合，这种相遇，真是“珠联壁合”。
笔者：两个人缺了谁，或者谁的德行差一点儿，都不可能有音乐研究所的今天。
乔建中：是的。如果一个行政领导，比如说他简单粗暴一点，杨先生都工作不好了。比如说他再有私心，那杨先生还能做什么？
调动大家积极性，把资料都搜集全
李元庆能够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在研究所，李元庆创造性地开拓了事业，创立并逐渐形成了很多好的传统。李元庆让大家出去采访，回来以后，包括搜集到的乐器、乐谱，做成采访报告。报告先以内部出版形式油印出来，而采集的东西交给资料室保存起来。如果采访报告特别好，他就帮助联系正式出版。大家获得了这样鼓励，觉得做学术有希望。吴毓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李元庆鼓励他，他写了就出版了。这个鼓励对吴毓清和研究人员是重要的。
在十间房的时候，李元庆每次开会，都强调要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提高每个人的理论水平。倡导大家上古代音乐史课，号召大家学习乐器。这样，好多人学了琵琶，听杨荫浏先生的音乐史课程。
1953年，音乐研究所组织力量到山西河曲去采风，出发前，进行了多次讨论。李元庆强调到基层搞调查的重要性，应该要有什么新的做法，不要老是和过去一样，了解了解就完了，特别要了解民歌与生活的关系。为什么民歌要有这样的曲调这样的歌词，跟历史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讨论持续了好几个月。
张淑珍记得那时候所有人贯穿的就是李元庆所强调的“积累资料”的思想。李元庆强调大家要明白研究所的任务：一个是出研究成果，一个是积累资料，而且后者是必须要做的。虽然是20世纪50年代，传承了古老民族记忆的好多老人年纪都大了。李元庆说：“现在不抓紧搜集到的话，将来这些宝贵的东西就失传了。”张淑珍说：“关于资料抢救，元庆同志的讲话给我记忆太深了。他说，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变化，这些老人总归是要走的。所以，资料必须要尽早做。研究工作没有资料就没有基础啊！研究所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资料都搜集全！领导经常讲，我们无形中有一种自己肩上担着重大责任的心态，不计较条件，能够搜集来的尽量搜集，无论在北京还是到外地。要在剧场演出民族民间音乐，我们知道的话，都尽量去录音。”
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音乐研究所日常工作都由李元庆负责，他全力协助杨荫浏搞《中国古代音乐史》。1958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中国近现代音乐编写组”。
向延生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音协和音乐研究所决定联合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具体编写任务搁在了研究所。吕骥、李元庆总负责。编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用途，就是全国各音乐院校要开设这门课程，但是没有教材，老师没法讲。因此，中国音协和研究所从全国音乐院校、音乐研究单位、音乐家协会抽调了二十几个人，集中到研究所来组成一个编辑组。结果很难弄，1959年没完成，拖了两年多。这件工作对全国影响非常大。从此以后，全国才有了这门课。这二十几个人回到各个学院都是教师，人才也培养了，教材也有了。另外还编了《参考资料十三种》。”
无论教材或者资料都油印了一些，没有正式出版，因为书编出来时整个政治气候也不同了。但所有油印材料每个参与者都有一套，带回去发挥了应该有的作用。 “文革”期间的李元庆
尽管李元庆的工作成果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而在“文革”中，研究所和它的创办者李元庆却遭受重创。向延生说：“李元庆最早跟聂耳在北京搞左翼音乐活动，资格非常老。跟聂耳有接触搞活动的人在音乐界也就吕骥、贺绿汀、李元庆等这么有数的几位。因为聂耳在电影界工作，不在音乐界。包括我的父母亲跟聂耳都没有接触。聂耳1935年离开上海，去日本了。李元庆在北平的时候，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关平这个情况，聂耳的日记里就提到有李元庆。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政府关起过一次，那时他没有入党，也没参加工作，后来一直硬说他是叛徒。他就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叛变的问题？其实李元庆很冤枉，‘文革’期间被整得够呛。”
陈自明在中央音乐学院受到打击，李元庆欢迎他到音乐研究所。李元庆说：“壮大年轻队伍，太好了f”陈自明回忆说：“在音乐学院杀气腾腾的，说不定随时随地都要批判你。而在研究所，完全像自己人一样。李元庆从来不整人，反而人家要整他。他从来都是最好的领导，没有任何架子。他反对阶级斗争那一套，从来没有挑起去批判某个人的事，总是想办法缓和气氛。”
陈自明说：“有一拨人反李元庆，有人保李元庆。我是保李元庆的，但是不敢公开保，因为他们说李元庆是叛徒。”李元庆心脏不好，工作负担重，还有人跟他作对。大家记得，他那时搬个小凳子，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陈自明认为，在自己接触过的所有领导里，李元庆是最好的。尤其自己被打成“右派”，李元庆没有任何偏见对待他，他一生感佩。他说：“不管何事，无论什么采访，都带我去。”
遗憾《聂耳全集》中没有给他留个名字
1977年，李元庆被“解放”后重新主持音研所的工作。向延生被指派主持《中国音乐陈列室》的组织、编写与布展。1978年，“音乐陈列室”刚起了个头，李元庆又安排向延生负责编辑《聂耳全集》。这样，“音乐陈列馆”的事一放下，向延生就全力转到《聂耳全集》编辑工作上来了。经过反复核实清楚所有问题，《聂耳全集》于1985年正式出版了。而1979年去世的老所长李元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编委会名单中。向延生说：“没有保留李元庆的名字，是个遗憾。”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音乐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挂起了两张标准像一样的照片，一张李元庆，一张杨荫浏。这个做法，肯定在1979年李元庆去世之后。这样悬挂两张照片，表明了音乐研究所人心中的一个态度，就是李杨二人对研究所的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奠定了研究所的基石。
但是不少后来进入研究所的人，没有见过李元庆，他们就把李元庆的照片撤下来了。向延生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找领导理论，人家不听。向延生说：“我直接找到吕骥，表达了我的态度。吕骥当然对研究所非常了解了。他直接给所里打招呼。过了两天，李元庆的照片又挂起来了。”
而今，在音乐研究所，照片还在，但是研究所的功能逐渐地丧失了。各地的民族音乐研究都进行得很好，这个中心的地位正在逐渐消解。事总还有人做，李元庆的晚辈们，李松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建立着传统音乐资料库，他的后继者乔建中在西安音乐学院创建了“西北传统音乐研究中心”。李元庆的学术血脉在更多的人的身上，流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