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代音乐研究虽然可以零星地见于一些文章中，但总地说来仍是音乐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夏商周断代工程”证明夏代历史是真实的，那么夏代音乐也是可以研究的。夏代音乐的文献，不仅见于《尚书》，在许多古代典籍中都有零星资料；在考古研究中，与夏代音乐有关的乐器也有很多发现。对夏代音乐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这是一项填补研究空白的工作，再艰难也应该进行。
关键词：夏代音乐；《尚书》；《鬻子校理》；二里头遗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启动，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5000年文明史创造条件。该研究于2000年完成，为夏商周的历史划出了一个框架。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夏朝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存在了470年，经历了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等17“王”。这证明：夏代的历史是真实的；那么，夏代音乐也是可以研究的。
一、夏代历史不容怀疑
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流传至今的有关夏朝的史料十分匮乏，但仍然能够证明夏朝的确是存在的。尤其是从1959年开始的“夏墟”调查拉开了夏商断代工程和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使学术界基本认定：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夏朝是不是存在？长期受到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在夏朝数百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尤其是记载夏朝历史最系统的《史记・夏本纪》，晚出夏朝之后的时间甚至达到了一千四五百年。
不可否认，研究夏朝历史的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西周以后的东西。但是，这些记载商、周以前古史的资料，尽管晚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上世纪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了晚出文献所记述的商、周以前古史的许多内容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晚出文献不能轻易否定。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现了不少简帛佚籍，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春秋事语》、慈利县石板村战国楚简中《国语・吴语》。这些新发掘的两千年前的古籍记载的有关内容证明，曾被今文学家斥为“伪作”的许多古籍真实性不容怀疑。
古籍所载商、周以前的历史是否可靠？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司马迁距殷商时代也有一千来年，他所著的《史记・殷本纪》内容也曾经被一些历史学家所怀疑，而甲骨文发现后，司马迁所记殷先公先王世系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大都得到了印证。商朝的历史从此不再有人怀疑。
据甲骨金文记载，商周时期有地位相当尊荣的名为“作册”的史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记事、记言，为统治者提供资政的借鉴。《诗经・大雅・荡》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反映的就是殷商时代注重以史为鉴的社会背景。《尚书・多士》记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表明了非甲骨占卜文字的商代典册有史书性质，虽然“殷革夏命”，但作为史册的文献记载却得以保留。既然商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相当完备，那么，史官制度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夏朝或更早的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尚未发现夏代的文字资料是事实，但是，在传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夏代文献的记载。已故中国古代史学者李启谦先生对此曾详加研究，发现先秦典籍引用的夏代文献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等，仅以《夏书》为例，《左传》引用15次、《国语》3次、《吕氏春秋》1次，19条材料所记夏代事迹者共32则。由此可以肯定，在先秦典籍中是存在很多夏代文献的。
既然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代历史有其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夏朝的存在当然就不应再受到怀疑。尤其是，西周文献如《尚书・周书》中，夏朝被一再被提及；在《诗经》《左传》《礼记》等先秦诸子和通常所说的“正史”等著作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夏朝的情况。较早的燹公盈（西周中期）和叔夷钟（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还提到了大禹治水的有关内容。这说明夏朝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
不仅是传世文献中有夏朝历史的记载，地下发掘文物如从殷墟卜辞的发现研究来看，也证实了商朝、夏朝的信史地位。商朝的历史从成汤算起，见于卜辞的由成汤上溯到上甲微、王恒、王亥等殷商先公先王，自然是处在夏代这一历史时期内。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先商史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去否定包括商朝取代夏朝之前的先商史在内的夏朝历史的存在。
二、《尚书》所载夏代音乐
传承到今天的远古文献，最早者应该是《尚书》，“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四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的《虞夏书》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流传到今天的《尚书》有“虞书四”“夏书五”“商书十七”“周书三十二”，共58篇。按汉代人的记载，“有虞书四、夏书五”合称“虞夏书”，原有20篇，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残缺。原有的20篇“虞夏书”因为没有篇目，是什么热菀丫不得而知，现有的9篇虞夏书，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这些应该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
在《尚书》中可见与大禹和夏代音乐有关的资料，例如：
1.《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夔与夏朝建立者大禹同时代，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管理者。他的时代已经知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2.《尚书・大禹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大禹建议，大布文德，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战争中用的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终于自动前来归附了。
3.《尚书・皋陶谟》：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堑校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译为现代文：
夔说：“敲起玉磬、搏拊，弹起琴瑟，唱起歌来吧。”先祖、先父的灵魂降临了，我们舜帝的宾客已经到位了，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登上了庙堂，互相揖让。庙堂下，吹起竹制乐器，打着小鼓，合乐敲着祝，止乐敲着敌，笙和大钟交替演奏，扮演飞禽走兽的舞队踏着节奏跳舞，韶乐演奏了九次以后，扮演凤凰的舞队出来表演了。
夔说：“啊！我敲击着石磬，让那些群兽都感动得跳起舞来吧！”百官和睦团结，舜帝因此作歌，说：“勤劳天命时时小心谨慎。”又唱道：“大臣欢悦啊，君王奋发啊，百官振作啊！”
《尚书》中关于夏代音乐的记载虽然很少，却十分珍贵，它们是研究夏代音乐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
三、出土文物证实夏代音乐
在20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商王朝并不虚无，而是客观存在。这对研究夏代历史者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将夏代历史真正弄清楚。
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是中国本土文明中没有中断过的，这里是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豫西、晋南一带是历史上的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那里自古即有“夏墟”之称，至今仍有夏县。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在1959年夏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豫西的偃师二里头首先被纳入学者们的视线，并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有很明确目的――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的田野考古工作。此后几十年，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考古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即夏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考古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的出土文物中，就有与夏代音乐有关的乐器。古籍记载的夏代乐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种类包括摇响器、响球、笛、哨、鼓、磬、钟、铃、埙、号角等。据《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在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就犹如古籍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一样，也非常很匮乏。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层出土一件灰陶埙，空心，橄榄形，顶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侧有直径0.4厘米的音孔，据测试可发出音分为40和47的#a、c二音。又发现长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仍带有较多的原始性，但这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磬之一，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磬。虽然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很匮乏，然而可喜的是毕竟有埙，有磬，这就证明夏代确实有乐器，也就有音乐。
四、研究夏代音乐的必要性
夏代音乐研究虽可零星见于一些文章，但总地说来，仍是音乐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
其实，关于夏代音乐的文献，不仅是《尚书》有，在《荀子》《吕氏春秋》等许多古代典籍中都有一些关于夏代音乐的零星资料，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侈乐》载：
“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淑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渗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为夏a九成，以昭其功。”
《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载：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黄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又如，《鬻子・禹政》就有如下内容：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待四海之士。为铭于箕，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
《鬻子》上的记载说明，大禹在那个时代就知道九重幽深，下言难进的社会情况，所以就以他的特有方式，使用钟、鼓、铎、磬、鼗这五种乐器，广纳群言，了解民情及政弊。这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音乐与生活是紧密结合的，用乐器处理政事，不仅是音乐管理，也是政事管理。大禹这样做，不仅成为历史佳话，同时也为历代君主做出了表率。
在出土文物中，与夏代音乐有关的乐器还有很多其他发掘，此处不赘述。
因此，对夏代音乐应该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鉴于资料有限，研究一定很艰难；但是，这是一项填补研究空白的工作，再艰难也应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