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竞技体育日益被政治工具化，过度商业化，彻底职业化，这导致了体育理念、过程、结果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异化，出现了违背体育道德与竞技体育宗旨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竞技体育不断受到政治因素、竞技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冲击，以及科技异化与人文精神的丧失。为弘扬体育人文精神，回归体育本质，应合理控制竞技体育的过度商业化，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环境，健全与完善体育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竞技体育；奥林匹克精神；异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以现代奥运会为标志的竞技体育已走过百年历史，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提出了“一切体育为大众”的体育人文思想，把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以人为本，对个人的尊重和对人的颂扬作为奥运会的核心理念。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政治工具化、过度商业化、彻底职业化的现象日趋明显，产生了与奥林匹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类尊严与和平”的宗旨相违背的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如兴奋剂、赌球、黑哨、假球、运动员资格作弊等。竞技体育异化问题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竞技体育回归正常的轨道，是学界和体育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竞技体育异化之内涵
alienatio作为异化一词的来源，有着“让渡、转让、疏远、脱离、分离”等涵义。17―18世纪至今，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们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黑格尔首先将异化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他认为异化是指主体和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主体因为内部的矛盾运动派生出否定自身，与自身相对立的他物，并且反过来压迫和控制着主体的过程，这里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则指出主体是拥有类本质的人，神的本质实际是人的本质，上帝就是异化的人。批判上帝与宗教异化是其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在前人基础上给予异化以新的内涵，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四个形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客体脱离并独立于主体，成为控制、束缚并奴役着主体的异己力量。马克思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综上所述，异化就是主体所产生的客体脱离、独立于主体，并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控制并奴役着主体。
竞技体育是以人为主体的身体活动，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都是参与竞技运动的主体。竞技体育是指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挖掘与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能，将征服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成绩作为主要目的一种活动过程。竞技体育异化是指主体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过程中，产生与竞技体育本质与宗旨相背离的因素与现象，这些因素与现象反过来控制与束缚着主体，从而阻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的主体在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会丧失运动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成为畸形化竞技体育的“奴仆”。
二、竞技体育异化的表现形式
（一）竞技体育理念的异化
竞技体育以现代奥运会为标志，以“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价值理念。“奥林匹克主义”是顾拜旦提出来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其定义如下：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在奋斗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竞技体育理念的异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竞技体育运动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其内涵是号召人们本着奥林匹克精神奋力向上，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但现实中竞技体育的许多参加者却因为畸形地追求体育成绩而变得更低，更慢，更弱。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参加竞技体育运动对运动员身体造成伤害。为了追求突破身体的极限，运动员经常超出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身体的再生恢复能力进行训练，造成在高强度高负荷的训练下运动伤害的比例不断增大，使运动员成为身体健康最糟糕的一个群体。许多运动员不是因为年龄的因素而退出赛场，而是由于身体的伤残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运动生命，当运动生涯结束时，身体留下了余生都难以治愈的伤痛，一些运动员甚至因严重的伤残而影响了一生的生活。其二，金牌生产线上的运动员因过分追求体能、技术、成绩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人的个性丧失和片面发展。运动员成为了竞技的手段，丧失自由意志和兴趣爱好，对运动成绩的追求而不得不放弃其他方面的发展，运动员的其他潜质被抑制。许多运动员将精力投入到专项训练中而造成文化课学习的缺失，退役后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生活由此陷入困境。前有退役后沦为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及沦为地摊摆卖者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后有在地铁通道卖艺的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
（二）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
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是指参与者为了追求好的成绩，在运动训练及比赛的过程中运用非理性、非科学、非人性甚至非法手段而导致的异化。异化的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员培养上的非人性化、高科技手段运用的不合理，体育竞赛的不公平竞争与体育暴力事件等。
1.运动员培养上的非人性化。完整人格的塑造对于一个个体至关重要，运动员首先作为一个人，应接受完善的教育。然而，在运动训练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仅重视人的生物属性，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使运动员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一些教练员为了片面追求优异成绩，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采用非人道的方法和手段，采用打骂、惩罚、侮辱等不尊重运动员人格的言行[1]。训练中不顾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在训练中加大运动负荷，给运动员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伤害。
2.高科技手段运用不合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科技在体育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人类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利用高科技手段取得比赛胜利，已经成为运动员取得胜利的依赖和寄托，纳米技术、仿生材料等被广泛应用于体育装备的研发，改进后的器材和设备性能更加优越，如“鲨鱼皮”泳装、玻璃纤维撑杆、刘翔的红色“魔鞋”等都为运动员的获胜提供了可靠保障。新装备的出现必然会增加运动技术的难度，对运动员的训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运动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难免会出现运动损伤的现象。另外，在训练和比赛中使用各种兴奋剂，通过提高人的生理能力从而提高运动能力，获得超出人的运动能力极限的成绩，兴奋剂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甚至引发死亡。还有通过“基因疗法”提高运动员体内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技术，竞技场变成了科技实力较量的赛场。运动员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将导致竞技体育领域中新的不公平现象出现，违背竞技体育精神和体育伦理。
3.体育竞赛不公平竞争。竞技运动的过度商业化使“金牌”增值，金钱的诱惑使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参与竞技运动的动机发生了改变。竞技比赛不仅是运动员之间的竞争，也是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竞技运动变成了商品，成为牟取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工具。为了获得胜利，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体育竞赛过程中可能采取各种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黑哨、赌球现象即是其中之一，运动队、裁判员、运动员之间与赌博集团在金钱和荣誉的驱使下相互勾结，进行暗箱操作。运动员资格作弊更加泛滥，通过改变运动员的年龄、身份以获取有效资格参加比赛，进而为某一地区、团体获得奖牌，如职业运动员参加业余比赛，成年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组的比赛，这些不正当行为使比赛失去意义，严重违背了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原则，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
4.体育暴力事件。暴力行为是竞技运动对象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对身体、精神、物体的强制力和侵害行为，包括竞技场上队员和球迷的暴力行为。虽然在一些对抗性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项目比赛中规定了“合力冲撞”的内容和范围，但是随着比赛激烈程度越来越高，运动员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而有意无意地去侵犯、伤害竞争对手的事件时有报道。由于比赛中裁判判罚失误或运动员不冷静的行为，也时常会引发球迷、裁判员和运动员间的暴力行为，如1995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山东主场对阵北京和上海的两场比赛中，球迷对裁判员和对方运动员扔饮料瓶造成运动场的混乱。体育暴力事件违背了体育道德与竞技体育的宗旨，给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灾难。
（三）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指出，奥林匹克运动要发挥教育功能，就必须通过英雄或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其目的不在于打造精英，而是要教化民众。而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我们深感商业化和政治化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竞技体育已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文化教育本质。竞技运动的过度商业化促使运动员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通过各种不公正的手段从事体育竞赛及其他商业活动，丧失了其对体育和竞技运动本身的兴趣，进而在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不仅损害了体育活动和竞赛本身的纯洁性，而且使之成为商业运作的工具，从事运动的人也沦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导致运动员“以成败论英雄”，成功者成为社会的精英，失败者成为社会的弃儿。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沿袭着前苏联的举国办体育的体制模式，由国家高度集中管理，举一国之力培养少数运动员，忽视了大众体育的发展，虽然在竞技体育上取得了辉煌，为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但是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20多年来持续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度关注抽象的群体利益，高水平竞技取代大众体育，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体育为百姓生活服务所需要的批判理论和精神[3]。
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及其结果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第一，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从目的演变为手段，这种现象的实质即是人的本质异化现象。第二，人在体育运动中的结果发生了质的改变。运动的结果应该是由运动员自身的运动能力的“对象化”反映人的本质属性，但是借助兴奋剂等有违体育道德的物质及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运动成绩，与其说是人的运动能力的客观反映，倒不如说是兴奋剂等药物在运动中所发挥出来的药力效能。此时，人已经不再是比赛的主角，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与其说是运动员本质的“对象化”，不如说是运动员本质的异化。 （四）竞技体育人的异化
发展体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是指在本体上人是竞技体育的主体，在价值上人是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目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竞技体育不懈地追求，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全面发展自我。以人为本指本体上“人是主体”，价值上“人是目的”，人类通过竞技体育而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全面发展自我，不断拓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4]。
在科学理性的僭越中，现代人成为只有“理性”而无“人性”的专家，成为了技术的工具。体育借助着科技开发着人体的机能，挑战着身体的极限，实现着对身体的全面控制和规训。人的情感和自由受压抑，不再去思考和改变自己，变成了运动技术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成为了缺乏批判意识和思想的单向度的人[5]。现代竞技体育以提高运动成绩和报酬为目的，“见物不见人”，出现人的物化。运动员的身体和生命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本，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教练、运动员与裁判之间也变成了市场利益的交换关系，人的自我确认和价值认同依赖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导致竞技体育领域中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物化。
三、竞技体育出现异化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重，通过没有任何歧视、以友谊、团结、公平的奥运精神来彼此了解，通过体育运动来教育和培养世界公民”，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随着历史的衍变，竞技体育越来越与国家、民族形象紧密相关。在“民族主义”、“金牌至上”与“为国争光”的意识形态引领下，竞技体育成为了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科技与国力比拼的舞台。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日益被强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和民族地位的象征，奥运会奖牌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展现，成为了少数体育参与者获得地位、功名和财富的工具，已失去了竞技体育的本真涵义，友谊、团结、公平、公正已沉沦在国家荣誉的海洋里。
（二）竞技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冲击
在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就明确了“业余主义”的定义：“凡以竞技运动为职业及曾经或现在靠竞技运动获得金钱者不得参加奥运会。为此，奥林匹克运动会永远不设金钱奖，只设荣誉奖。”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的过度商业和职业化使人“物”化了，金钱和名利成为支配人的力量，体育价值变成了在金钱交易下的商品价值。运动员有着为获得高额回报的心理而进行体育竞赛或从事其它商业活动，完全丧失了其对竞技体育本身的乐趣，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获取胜利，破坏了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原则，背离了竞技体育的初衷，失去了体育运动和竞赛的纯洁性，使之成为商业运作的工具，最终，从事运动的人也沦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
（三）科技的异化
挖掘人自身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现代奥运会一定程度上蜕变成参赛国的科技竞赛场，他们将高科技广泛运用于竞技体育中，通过改善人类自身的体能和外在的运动环境，最大限度地突破人体的极限而取得最优异的运动成绩。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应用的科技含量越高、设备越先进，就越有可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而成为竞技体育的最强者。对科技的过分倚重会造成体育价值目标的偏离，注定了竞技体育赛场中公平竞争的丧失，导致一系列不公平现象出现。试想，当基因注射、服用兴奋剂与纳米包装的运动员与自然人同台竞技时，谁将是胜利者？科技的主宰地位的确立，使人失去了竞技体育中的主体性，人成了技术的奴隶[6]。
（四）人文精神的丧失
竞技体育的人文精神指以人为主体，通过体育运动来诠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注重运动主体精神与意志品格的形成，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中国的竞技体育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竞技体育形成了两级分化：一面是体制内集权管理的“为国争光”。普及是为了提高，提高是为了夺金牌，金牌是中国竞技体育倾注最大热情的追求。金牌效应导致金牌生产线上的运动员的个性丧失和片面发展，非人道的魔鬼训练和比赛不仅给运动员的肉体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给运动员的精神也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运动员的身体和生命成为用以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本，生命在这里成为了可以交换的物品。另一面是体制外失控的“丁俊辉现象”和足球市场化后的“假、赌、黑”现象。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赢得胜利，严重违背了体育道德与奥林匹克精神，成为阻碍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对分工后大生产强制人、奴役人、束缚人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正是人们现在努力摆脱体育之重视经济、社会效益，只强调形象工程、金牌、奖金而漠视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忽视体育为百姓生活服务所需要的批判理论和精神[7]。
四、消除竞技体育异化的对策
（一）弘扬人文精神，回归体育本质
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与体育关系失调，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物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追逐名利和金钱的工具，与奥林匹克精神和竞技体育目标相违背。而竞技体育的人文精神是以建立平等、公正、团结、合作的关系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加强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管理人员的人文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使竞技体育参与主体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提高他们的主体性意识，自觉抵制体育的不正之风，回归竞技体育的自由、人性、道德与公平的本质，使竞技体育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合理控制商业化，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环境
商业化如一把双刃剑，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过度的商业化会严重干扰竞技体育的正常进行，商业利益渗入体育竞赛，甚至商业化控制比赛，会使竞技体育被扭曲和异化，造成对竞技体育竞赛的本质特征――公平竞争的破坏，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崇高理想。事实上，竞技体育的运动员职业化，其重要因素也是商业利益。正确引导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使竞技体育在商业的驱动下具有生机与活力，使其为竞技体育服务而达到互利互惠。同时，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反对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对体育比赛的控制与操纵，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公正。 （三）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完善并严格实施体育法律法规与管理条例
加快体育法制建设的步伐，既是国家与社会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新时期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8]。为了巩固我国体育改革的成果，推动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于199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制定了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药物和不正当手段，竞技体育纠纷通过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针对这些新问题，应加强体育的立法工作，修订和完善体育法律法规，加大依法治体的力度。积极宣传体育法律法规，加强体育法制教育，提高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加强体育的执法工作，针对体育界的违法现象应启动司法介入程序，通过国家法律手段整顿体育市场，对体育商业化过程中被“物欲”思想左右的违法者，进行严厉而公正的法律惩罚。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现代体育成为了赋予竞技性、体现职业性、充斥权力性、流溢商业性的功利化及组织化活动，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这种异化现象违背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和基本理念，脱离了竞技体育作为一种人类“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文化精神的初衷。竞技体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健康、自由、和谐的发展，走上“关怀人，发展人”的道路，其价值核心是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理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对竞技体育异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唯物主义辩证观理论指导竞技体育的发展，让竞技体育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使体育回归人文性，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实现体育的“返璞归真”。
为此，要合理控制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公正；要提高竞技体育参与者的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严格按比赛规则进行比赛和执法；要遵守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与宗旨，使竞技体育走出异化的漩涡，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