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河村志系列编修始末
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传统社会纂修的方志中乡里志、尤其地域更向下延的以村落为单位纂修的方志相对罕见，一直是方志编纂的“非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修志热潮，打破传统社会纂修志书范围的藩篱，将编纂单位从过往的省府州县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村落。村级志书弥补市、区两级志书记载的缺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的民修、民用的志书，最贴近百姓的生活。村志所记载的姓氏宗族、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等真实地记录了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更深层次地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传统。《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正是在这一热潮中催生出来的文化产物。
村志编写资金、出版经费主要由各村民委员会自筹。政府也安排经费投入，包括每月聘请村志顾问专家及对补助各村2万元村志出版经费。各村专职编写组人员组成主要包括本地退休干部、教师，部分村志则另聘专家编写。
二、天河村志系列丛书的文史价值
（一）姓氏源流及族谱
族谱是重要的地方志文献资料。天河区在制定村志篇目时就要求各村梳理收集村内姓氏来源及保存的族谱情况。已编纂出版的村志，每部均收录了本村姓氏源流，80%的村志择录了本村尚存的族谱。
在村志编写过程中，天河区搜集整理到各类族谱30余姓70余种。从编写时间来看，天河区大部分族谱编写于清代及民国，也有相当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从编写内容上看，民国以前编写的族谱除世系外还有人物事迹，现代编写的族谱则一般只有世系人名，较为简陋。天河各村尚存族谱以龙眼洞村樊氏族谱编写最为详细，除世系外还有山志、人志、庙志等。2009年，天河区将收集的各村族谱集结成《天河族谱述要》一书，这些资料对了解天河古代人口变迁，研究传统宗族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
天河村志记载各村主要姓氏源流及村内族谱简表
村志主要姓氏源流村内族谱
石牌村志池、董、潘、陈、冼《石牌董氏族谱》《董族遗脉》《西河池氏派字号族谱》《石牌潘氏族谱》
棠下村志钟、潘、梁《钟姓族谱》《颍川堂广州钟氏族谱》《番禺细墟潘氏宗支图》
车陂村志郝、苏、王、梁、黄、简、黎、马、麦《王姓族谱》《郝姓族谱》《苏姓族谱》
沙东村志江、张、邱、苏、巫、欧、叶、郭、丁、曹
吉山村志梁、潘《梁氏族谱》
长按逯玖骸⒄小⒊隆读菏献迤住贰冻率献迤住
玉树村志龙、梁
龙眼洞村志樊《樊姓族谱》
渔沙坦村志李、张、陈、黄、徐、梁、曾、范、廖、蓝、温、谢、练、何《旺岗村徐姓族谱》《大坝村陈姓族谱》《廖姓族谱》
猎德村志李、林、梁《东村李氏族谱》《西村李氏族谱》《林姓族谱》《梁姓族谱》
新塘村志简《总太祖家族谱》
棠东村志潘、苏、李、梁、钟《尔昌祖进福堂世系图》《苏氏族谱》《李氏族谱》《棠东钟氏近代各房世系图》
珠村村志潘、钟、陈《潘氏族谱》
元岗村志谭、梁、陈、凌《上元岗谭氏家谱》《下元岗谭氏族谱》《广州凤翔陈氏族系》
黄村村志黄、简、魏、温、何《黄姓族谱》《温氏族谱》《简姓族谱》《广东魏氏家谱・铤秀卷》《何姓族谱》
前进村志秦、刘、凌、苏、屈、石、郑、刘、黎《石溪秦氏族谱》《石溪刘氏族谱》《宦溪凌氏族谱》《宦溪屈氏族谱》《莲溪郑氏族谱》《龙水独枋献迤住
冼村村志冼、卢、梁《冼皋宗族谱》《冼村冼罗山萼楚房家谱》《卢氏族谱》
沐陂村志潘
农林村志曾、梁、姚
柯木i村志杨、张、涂、贺、邹、刘、徐、方、廖、曾、李、黄、练、何、温、蓝、谢、林、胡、冯、赖、吴、罗、王、周、梁、彭、卢、魏、古《杨氏族谱》《张氏族谱》《涂氏族谱》《贺氏族谱》《邹氏族谱》《徐氏族谱》《方氏族谱》《廖氏族谱》《黄氏族谱》《练氏族谱》《温氏族谱》
（二）民俗材料
位于广州新中心的天河区，城市面貌的迅速改变带给天河各村极大的冲击。随着天河区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天河各村必将有大量的古迹消失湮灭。在这之前，村志的编写给记录、甄别有价值的文物古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天河各村志都设立了专篇记录散落在村中各处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宗祠、庙宇、石刻、墓葬等，这些都是我们了解研究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在此过程中，部分有保存价值的古迹被人们重新认识、发现。2003年启动的天河文物普查中，就参考了各村志的记载，从中发现晴川苏公祠、绿筠溪馆、景祚樊公祠等一批有价值的古迹并列入市登记文物保护。
天河村志记载各村主要文物古迹数目表
村志祖祠坊厅民居庙宇社坛牌匾石刻碑文墓葬其他
石牌村志39116――7
棠下村志236221
车陂村志3110――――1
沙东村志――3――――3
吉山村志1857――11
长按逯1113――1
玉树村志31――――1
猎德村志2484――6
珠村村志4283233
元岗村志3412――
黄村村志3365145
前进村志4917467
冼村村志728――――
沐陂村志2213――
农林村志――――――――――
柯木i村志16――110――
（四）其他有价值的材料
天河村志系列记载最多、最详细的主要还是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之后的材料。村志中所记载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广州近郊农村改制、乡镇企业发展、城中村改造等是研究中国城市近郊农村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的第一手资料，值得研究者注意。如大部分村志均收集了村内各类管理制度、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等，这些材料也许在时代较近的今天还不能完全显示它的价值，相信在今后的有识之士眼里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村志编写存在的问题
在已编写完成的村志中，我们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篇目设计、资料记述的详略、真伪、语言表述等方面，这些都与村志的编写方式方法息息相关。
（一）村志篇目设计的问题
天河区自编写村志之初，就研究制定了村志编写篇目。以区内第一本村志《石牌村志》为例，全志采用述、记、专志、传、图、表等体裁，设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姓氏宗族、基础建设、石牌地区城市化进程、乡村建设、乡村管理、武装、经济综述、农业、村属企业及商业、教育、文化体育活动、文物古迹、村民生活、医疗卫生、风俗习惯、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共十九章，另设概述、大事记、人物、事件专记、附录、后记等。在编写第二本村志《棠下村志》时，对章节进行合并整合，设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姓氏宗族、基础设施、乡村建设、乡村管理、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共十三章，另设概述、大事记、专记、人物、附录、后记。此后所编村志，基本复制延续了《棠下村志》的篇目设计。
应该说这一篇目设计，基本涵盖了村庄自然环境、宗族人口、建制改革、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建设、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内容，“按方抓药”去写村志，大概不至漏写重要内容。但是在对二十本村志进行整理回顾时，我们仍然发现这一统一的编写篇目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村志的篇目设计与区志过于相像，自然地理、建置、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等章基本是照搬区志篇目设计，用于村志编写时，章节标题与内容相比，有 “帽子比头大”之感，过于空泛。某些章节尽管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而为套上章目而强为一章。如《农林村志》第十一章医疗卫生成书仅有四页，不过千余字。[4]其二，相似的篇目设计，不能反映各村不同的村情特点，过于格式化的篇目设计导致“众志一面”，缺乏活力与特色。
（二）资料记述的详略等
天河村志丛书大部分村志记述时限自开村之时起至2000年前后。但就记述篇幅来说，基本上都“详今略古”，时代越往前资料越少，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资料较为详细。一方面是由于时代早远的资料散失较多，不少村庄建国前的家谱很多都在建国后历届政治运动中散失。另一方面由于天河农村历史上大多比较贫困，文化底蕴不足。纵观各志，历史上较为富庶，文风较盛的村庄，遗留下的文字材料更为丰富翔实。如前文所提及龙眼洞村保存的樊氏族谱保存完好，因而龙眼洞村志记述人物、明末抗清等材料详尽生动。吉山村历史上文风较盛，至今吉山村志内仍记有明代吉山八景及民国吉山人梁乾初《山村纪事》等内容。
村与村之间比较，资料记述的详略差别也很大，尤以宗族源流及族谱记载较为突出。探其原因主要在编写人员的不同。天河村志的编写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本村人编修，编写人员以村内退休教师、大队干部，或退休返乡村籍人员为主。另一类是实行承包制，聘用村外人员编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模式优点在于编写人员来自村内，熟悉村情村貌，对编写村志有着极高的自发热情。尤其在涉及宗族源流和族谱记载方面，他们往往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家家户户深入采写，甚至走访省内省外只为搞清楚一族一姓的来源。如《棠东村志》就曾详细记载村内潘氏寻根的过程。村民潘均祥为了厘清棠下潘氏来源，先后前往深圳、增城、新丰，乃至省外福建寻根。[5]以村外人员修志，往往延聘的是天河区内文化修养较高人员编修。他们编写的村志，体例及语言文字相对规范。但由于不熟悉村情，有一定的编写时间规定，更重要的是不可能像村民一样真正把修村志当作自身的大事，他们修的志书不可避免有着资料薄弱这一先天不足。笔者认为，与文字通畅、语言优美相比较，村志更应看重它的资料性，衡量一部村志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它的资料是否丰富，是否有存史的价值。村志编写以村民为主编写模式更为有效。
百来年尤其近几十年中国乡村面貌的急剧变化，早已使中国的文脉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天河乡村也难以免俗，很难再找寻像民国吉山梁乾初那种既有较高文学素养，又对本乡本土怀有深厚感情，“以吾笔记吾乡”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探寻一条有效的，可供复制参考借鉴的村志编写之路，是我们地方志工作者应该去思索研究的工作。
参考文献：
[2]广州市黄村实业有限公司（黄村村委会）：《黄村村志》，299-300页，2008。
[3]广州市前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前进村村委会）：《前进村志》，406页，2008。
[4]广州市天河区农林实业有限公司：《农林村志》，203-206页，2013。
[5]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村民委员会：《棠东村志》，52-556页，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