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陈嘉庚，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名字。他一生倾资兴学，赤诚报国。那么，在儿子眼中，他又是一个怎样的父亲？以下就是陈嘉庚的儿子对他的片段回忆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买一条领带给我，父亲看见了，斥为浪费，我从此不敢打领带。又记得当我离开学校到制造厂上班，上班前一晚，父亲对我说，明天自己搭公共汽车去。我要求坐他的汽车去，他不准。
几乎不与子女讲话
父亲1874 年10 月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今厦门市集美区），9 岁入私塾读书，17 岁离开故乡集美，赴新加坡，在祖父陈杞柏的顺安号米店学做生意，20 岁返回家乡完婚，又从塾师读了几个月书。22 岁再度南下新加坡在祖父的米店做事，一直到31 岁那年，顺安号停业，才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从最初创办的新利川黄梨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砖窑，到后来的橡胶熟品制造厂，前后创办的工厂30多家，开设的商店百余处，垦殖橡胶园、黄梨园各万余英亩，雇用的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
父亲的事业到1925 年进入黄金时代，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他显然是南洋一带的富豪之一。可是他在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
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5 点30 分起身，做甩手运动15 分钟，6 点整洗温水澡。在洗澡之前，照例唤我起身，以便一起上班。6 点30 分吃早餐，一杯牛奶，三个半生熟鸡蛋。他从不喝咖啡，也劝家人勿喝咖啡。6 点45 分，父亲和我一起坐车离家，7 点整抵达橡胶熟品制造厂。进入办事处，他解下外衣及领带，开始巡视工厂的各生产部门。
中午12 点，召开讨论会，由7 位总巡、姐夫温开丰和我，每人报告各自部门的生产情况，并讨论每周的生产计划。他每周有四五天下班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去怡和轩处理社会工作，也是在晚上12 时返家。他的晚餐很简单，一碗白饭、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而已。饭后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怡和轩，照例散步30 分钟，才开始办事。
父亲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事业和社会公益上，这使他与外界的接触多过与自己家庭的联系。他甚至长期住在怡和轩，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使他与子女间的隔膜愈来愈甚。在家里，从来未看过他的笑容，他只和太太交谈，与其他子女从未讲过话。儿女们对他十分畏惧，觉得他是一位很威严的父亲。每次他回家，一听到他的汽车声，儿女们一窝蜂地躲入房内，待他晚饭后出门，才敢踏出房门。他每年农历新年总是在怡和轩过，大年初一儿女们到怡和轩列队向他拜年，由于彼此无话可说，前后不过30 分钟便离去。
儿媳妇不能爱跳舞
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费一分钱，即使是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咖啡店，也未光顾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几年他晚饭后不去怡和轩，偶然会带妻儿到勿洛或丹戎巴葛海边游玩，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淇淋，这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
他自己的生活简朴，也要求家庭成员过同样的生活。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买一条领带给我，父亲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我用，我从此不敢打领带，一直到自己创业时，才打领带。我读英校八、九号班时，向父亲开口讨钱购买一架打字机，被他拒绝了。家中的一套家具，用了十多年已破损不堪，母亲向他要钱换一套新的，结果被责备一顿。又记得当我离开学校到制造厂上班，上班前一晚，父亲对我说，明天自己搭公共汽车去。我要求坐他的汽车去，他不准。6个月后，他才允许我和他同车上班。
离开学校后，我一直在制造厂做事，每天工作到晚上10 点钟，无暇交女朋友。1934 年我从上海回来，船泊香港，在船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从香港到新加坡的五天航程中，我们相处得很好。回来后继续有约会。一天，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我托母亲把自己已有女朋友的事转告他，他不表示意见。事实上，双方的母亲原本是相识的，双方正要交换订婚戒指。一天父亲从外头回家，表示反对。他说，那姑娘喜欢跳舞，不要娶她。我的女友答应以后不再跳舞，父亲还是不能接受。这门亲事遂告吹了。
父亲好学不倦，工作之余以读书为消遣。他接掌怡和轩后，就在三楼设立一间小图书馆，购置了《四库备要》和《东方杂志》等书刊，供会员阅览。他自己最喜欢读的书是《三国志》。
赴延安劳军
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1937 年7月8 日早晨6 点钟，父亲和我打算到砖窑巡视，车经旧总督府前面，见有英文报纸号外数份，写着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发动战争。我把号外的内容转告父亲，并问，万一全面战争爆发，我们华侨能够为祖国做些什么？他说，情势尚未明朗化，如果这是全面侵略的开始，将会再进攻上海，中国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久，全面抗战果然成为事实，为了领导筹赈会的工作，父亲索性住进怡和轩三楼。这时他的企业已结束，以全副精神倾注于筹赈工作。
1940 年3 月，父亲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并于5 月31 日抵达延安。是年年底，父亲从中国劳军回来，对国民政府态度有所改变。一天，我到怡和轩看他，他先和我握手，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并断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1949 年5 月，父亲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 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父亲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 年8 月12 日，父亲病逝于北京，享年87 岁。后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