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复员以来,我们一方面要恢复原来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推动新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形之下,无论新的旧的,我们自问,做到了多少?做到的这一点,上无助于建国,下无补于饥饿,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从我们内心来说,真是啼笑皆非。那么我今天来向诸位哭吗?不!我还是要笑。我有什么可笑可喜的呢?我来欢迎诸位,欢迎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诸公,我们因为在北平研究院的关系,有的当然为学术会议会员,有的也可列席这个学术会议,追随诸公之后,觉得非常荣幸。

讲到荣幸,诸公或许并不以当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会员,为一件什么荣誉的事。诸公之中,有很多位,开了这个会议之后,就要动身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也并不以做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一件什么荣誉的事。因为诸公,为自己,为其他做学术工作的人,一定感觉到,目前所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做工作的可能,使更多数的人,能做更多更大的研究工作。安定的环境,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最低限度的研究设备,都是做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目前是很有限制的。

近年来,大家在想中国学术独立的问题。单从人才方面说,我想中国已足够独立的。有很多做过十年以上工作的人,有很多做过二十年以上工作的人,在任何学科,在每一学科的任何部分,中国都已经有了可以独立的人才。打开北平研究院抗战前的职员录来看,在今日几乎个个都成为了不得的人才,其他大学和机关,更不必说了。所以目前能做研究而要做研究的人,比十年前要多六七倍,比二十年前或许要多三四十倍,但是研究的设备,没有比十年前多,研究的环境,比十年前坏得多。这个严重的问题,希望诸公注意,希望诸公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目前坏的情形,倘再继续五年十年的话,过去三四十年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了。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守住岗位,特别是我们以研究为职业的人,吃研究饭的人。

诸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人物。希望诸公在这个学术会议和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里,能设法使我国有更多的人,做更重大的研究工作,同时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做科学研究的人,为求知,为真理外,谁不愿他的工作在目前就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呢?谁也计算不出养一师兵要多少钱,但只知北平研究院每月经常费只有十一亿法币,折合三百六十余元金圆券。除修建费外,七个研究所每所每月只能分到一亿法币,即金圆券三十三元三角。研究员每月研究费只有二百万,即金圆券六角余。要若干学者凭此来作某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此乃是对学术工作的一大讽刺。这是舆论的叹息。中央研究院也许好一些,但也强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