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和国家工商总局争执的焦点是抽检结果中淘宝网仅37.25%的正品率，淘宝为此几度质疑刘司长执法不公和程序违法。
不论是对现阶段电商状况的基本认知还是从统计学的常识来看，工商总局那次抽检高达63%的不合格数据也超出科学解释的范围。
抽检过程无法复原，我推定抽检过程是公正的。而抽检结果之所以超过正常范围主要在于此次抽检以“非正品”作为检查标准，而非正品则从来不是一个法律词汇。
辨析监管的职责及尺度
根据网监司的解释，非正品包括“假冒伪劣产品、翻新产品、非授权正规渠道，含量与宣传不符产品、无3C认证，非中国内地官方正品、不符合《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标签》要求产品等”。
以如此广泛定义的非正品作为抽查标准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按这样的标准，“非正品”包括了太大的范围，甚至包含合法而且有利于消费者的产品。
比如：苹果禁止越狱，但越狱和越狱服务在中国都不违法也符合很多消费者的利益;苹果官方配件的耳机、手机套等相当昂贵，而很多国产非官方配件的质量出色但价格只有官方配件几分之一;很多原装复印件、打印机的墨盒等配件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而售价却相当高，很多的合法的第三方品牌配件性价比比原装高出多倍。以非官方做标准这些产品都可以算“非正品”。
那么问题来了，不分情况的打击对消费者有益的“非正品”会有什么意义？这种做法又是否和发改委打击滥用汽车品牌授权销售制度抬高零配件和整车的政策有冲突？
网监司公布的检测结果表明，淘宝店销售的4款著名品牌乐高的玩具为“无3C认证”。这几款合法生产而仅仅没有3C认证商品即使有责任，也应该由乐高而不是淘宝承担;检测结果中多款商品的说明是“非授权正规渠道”，这又是个随意解释且歧义很大的词汇。
确实有很多生产商指定授权经销商，但生产商实际只能限制第三方从原产方（生产商）直接购货而不能限制从外部取得合法商品后自由销售，《商标法》只对商标本身而没有对销售渠道做任何规定;依常理理解侵犯商标权的商品用“假冒伪劣”都可以准确归类，但检测结果中多个电商平台销售的多款商品分别有“标签不合格”和“标签不符”的说明，这里就既不知道“不合格”与“不符”之间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标签和商标侵权有什么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除了依法行政还包括合理行政。合理行政原则要求行政行为不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且要公平公正、符合立法和授权目的。根据合理行政原则，执法者行使裁量权应当具有理性，以必要和恰当为限。工商部门有权也有义务加强监管，但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和力度监管都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既然现阶段对消费者利益损害最严重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商品质量监管也应该围绕在消费者最关心的安全、卫生和对权利人及市场秩序影响最大的侵权违法行为，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把有限的监管资源投入到边际不清且范围过大的“非正品”，并不能精准打击侵权人也不能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
阿里需要担忧的是淘宝生态
成功也可能变成负担，站在市值巅峰的阿里不知不觉戴上了沉重的桂冠。不论是否承认，阿里内心深处恐怕被领袖身份所绑架，受刺激之下作出激烈反应。
让淘宝为所有假货承担责任是不现实的。淘宝作为第三方平台的SKU（商品品类）高达数十亿，即使是电商排名第二的京东SKU也只有3000万左右，基本是淘宝百分之一。不仅是商品数量和种类极其庞大导致监管高度困难，淘宝还会面对商品法律状况高度复杂带来的判断问题。商品包装是否完整是可见的，权利状态却往往是动态和不可见的。商标权许可并不需要登记就可以生效，版权自作品完成就自动产生，一部移动终端可能包含数十万项专利技术，这些知识产权还处在可能被转让、许可、质押，甚至无效的动态过程中。
阿里高盈利固可喜，但平台的高盈利和网店的大面积亏损则难以长期持续。马云认为生态系统一旦建成完善能够产生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互联网生态系统是解决假货问题最有效的地方。马云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比照当下的淘宝，问题所在恰是淘宝生态并不完善，当然也就不能靠淘宝自身完成进化。阿里为优化生态有意将政策向天猫倾斜，但淘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没有任何一家平台可以替代的，完善淘宝生态是阿里难以回避的根本问题。
但是，淘宝生态的缺陷在各种形式的事件诱发下都可能爆发，所以不需要把这次监管争议看得太重而应该在下一次危机之前抓紧时间调整生态。
互联网在重塑监管
互联网带来的是产业革命，对此应对不足的不仅是行政机关还有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但很多网络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免费或部分免费基础上的。网络搜索10多年前是收费服务，现在的通用搜索无一不是免费。不仅互联网工具如QQ、微信、Facebook、Twitter都是免费，嘀嘀和快的打车大战、饿了么与美团的外卖大战出现了以亿为单位的补贴战，甚至有白吃白乘还能赚差价的盈利攻略;
工商部门禁止比较广告，而三星嘲讽苹果的广告仅2013年在YouTube就收获3千万点击;
网络金融、互联网专车在多个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理由被封杀;
广电对机顶盒、互联网电视、网络剧的监管多次引起关注;
新华社对微信公众号抄袭发出的要求微信承担责任的似是而非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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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都说明我们在当下面对的同一个问题：守旧的监管理念和手段如何适应并解决互联网新问题，以及如何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完成以服务目的实施监管手段的行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