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生活
伦理两难困境常见于各种忠义或忠孝不能两全的传统故事。伦理两难也反复成为哲学的争论焦点,许多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难题而至今未果,更多的哲学家把它当成难以破解的存档疑案。在此重审此案的目的却不是破案(有些疑案永远破不了),而是通过重新分析此案去说明,伦理学到了现代是如何作茧自缚的。伦理学试图思考与他人共同生活的问题,共同生活这个既定事实已经注定了伦理行为的互动性。可是现代伦理学又把个人看作是价值自决的主体,即康德推崇的具有自觉自决性(autonomy)的道德立法主体。于是,个人不仅要对私人生活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要借助理性而为共同生活作出价值判断。可问题是,理性至多能够消除思想分歧,却不可能消除精神分歧,而道德困惑正是精神分歧所导致的。这就形成了伦理学的精神障碍。
二、伦理两难
关于伦理两难,我曾在《论可能生活》中论证说:只要生活需要两个以上的道德原则而生活的可能情景无穷多那么必定存在足以导致道德无法两全的可能性。也可以更准确地说,生活所需之诸多道德原则中只要至少有两个原则无法形成价值排序而是并列重要的,伦理两难就难以避免。伦理两难对道德原则的挑战,在于它说明道德原则难以自洽解释生活。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某些情形下,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只要情况足够极端,每一种道德原则都将在接缝处解体。(伊格尔顿,第10页)道德原则真的会因此解体吗?这一点有些可疑,也与事实不符。尽管生活的恶劣情景不断质疑道德原则,但人类仍然信任千疮百孔的道德原则,这个顽强事实才更需要解释。足够极端的情况确实是道德处理不了的问题,但存在着道德对付不了的情况并不必然导致道德原则的崩溃。虽然道德系统包含内在矛盾,可生活同样充满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着呼应。正是因为道德系统内部存在着道德分叉而具有弹性,才反而得以应付多变的生活。
三、算法问题与哲学的矫情
哲学的追问并非没有道理,但在进行哲学分析之前,我们最好注意到两个对哲学不利的情况:
(1)即使哲学成功地论证了哪个理由在道德上更有道理,而且人们也知道了这个论证,但人们在实际选择的时候,有时并不听从伦理学论证,因为生活的理由远远不只是伦理的理由,那些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理由同样强劲有力,即使在理论上,哲学也难以证明伦理的理由总是高于其他理由。事实上,一个选择就是整个生活全部选择的缩影,选择一个行为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因此必定是一个复合理由,而很少是单纯伦理的理由;
(2)即使单就伦理而言,哲学的彻底追问也未必能够找到无懈可击的最终理由。人们在每个哲学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个事实证明了至少尚未找到真正普遍必然的理由。笔者深深地疑心,伦理两难困境是一种哲学的矫情,是哲学生造出来的问题。生活中有许多痛苦的选择,但恐怕很少是严格的两难,而且,即便存在着严格的两难,对此的争论也未必有意义。
四、道德语法
伦理困局貌似难以决断,往往是因为我们只关注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状况,而没有进一步注意到在伦理规范背后还存在着道德语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道德元规则。也就是说,在伦理的规范性下面还有着作为深层结构的语法性规则(grammaticalrules),那些语法性的规则就是解释如何恰当使用伦理规范的元规则。比如说,不许说谎、不许偷窃、不许杀人,等等,是伦理规范,可是这些规范本身无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运用或者不可运用,而如何运用伦理规范显然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可以对杀人犯说谎以拯救无辜者的生命,可以偷窃杀人犯的枪使其无法杀人,可以打死杀人犯而阻止他的屠杀行为。如果在这些情景下仍然坚持无条件地使用伦理规范,就反而是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