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
一、经义
盖自孔子删削六经,古圣先王之学,集于孔子一人。汉代开国,首开平民政治之局,又从秦制,变封建为郡县,开始了新的文明时代。当是时也,如何在新的时代接续文明大传统,在没有圣王的时代重新塑造政治的合法性,成为汉初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于是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广设学校。所以尊儒术,崇六经者,以六经既是古圣先王的王官学,又是孔子所立的一王大法。无论是要回归尧舜以来的圣王政治大传统,还是要遵循为汉制法的孔子法,都必须回到五经。立五经博士之后,五经成为国家政教的基本价值,经学成为国家政教的大宪章。
二、董仲舒对策:道德的自觉
天地之性人为贵在汉代的第一次运用,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汉武帝问有言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对以人如何应天而行,其对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圏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三、王莽、光武帝诏令:作为人的奴婢
汉世贵族之家多蓄奴婢,且常可以买卖,乃至残杀奴婢。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两见于国家政令,都是针对买卖、残杀奴婢。王莽始建国元年诏令,复井田,禁奴婢买卖,其言云: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在王莽改革中,其变币制、复井田,皆流弊无穷,终至人亡政息。而禁止奴婢买卖,则初衷甚善,且为儒者一向之主张。早在汉武时期,董仲舒就巳经有更彻底的建议:去奴婢,除专杀之威,但是,随着后来贫富分化的加剧,土地兼并,到了哀帝时期,要限制奴婢数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一个方案: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最终也无法实行。富贵之家蓄养奴婢众多,便有许多问题,必须由国家政策加以调节,例如是否可以买卖奴婢?主人是否可以残杀奴婢?这些问题,涉及到在有汉一代的国家政教之中,应如何理解奴婢的身份。
四、律法:自然原则的优先性
人如何成其为人?这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中的人,是作为整体的人,在面对天地的时候,人抽象地处于前伦理状态,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天地之气所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处在一定的角色伦理之中,而没有一个抽象的个体人。在政治生活中,如果遵循自然原则,也就是将人作为整体面对天地、万物,人与人之间是一致的都是天地所生,贵于万物。同时,如果遵循伦理原则,也就是现实中的人作为父、子、君、臣、夫、妇等角色,在人伦关系中存在,便没有两个身份是平等的。在政治生活中如何看待人,决定了国家政教的大方向,决定了秩序的性质,影响着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五、经教的技艺
上述五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孝经》视为国家政教的价值来源,而这也是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当经学成为政治的大宪章,对经义的运用,便是一门极其精深的政治技艺。汉代的经学,是以《春秋》为核心的五经,为什么以《春秋》为核心呢?因为汉人认为《春秋》寄寓了孔子的一王大法,而孔子是为汉制法。而且,解释《春秋》的,是《公羊传》。同时,两汉所立的十四博士之学,都是今人所定义的今文经学,其中,既没有严密的制度模板(《周官》),也不是具体的历史叙事(《左传》),最丰富的是义理原则。也就是说,经学所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模仿的制度设计,也不是一套已成过去的历史经验,而是具体的义理价值。而义理价值不可能直接面对政治现实,需要深知义理的经师作为中介,由经师根据现实,解释经典,来面对现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