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戒毒工作高度依赖戒毒民警，但戒毒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涉及心理、体能、膳食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两千多个戒毒民警面对七千多名强戒人员，确实压力很大。”戒毒民警需要专业化，但现实却是高尖专业技术人员难招。上海市戒毒管理局局长张t在思考能否成立一个社会志愿组织，民警、医生、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参与其中，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戒毒工作。
戒毒工作还有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医学研究，吸毒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去从医学上彻底解决。张t认为难度肯定是有的，但考虑商业成本及回报，医药机构倾注更多力量去研究的动力不足也客观存在。
在医疗手段戒毒方面，近年来我国出现多种尝试，2004年前后，因为巨大的利益，各地争相开展了开颅戒毒手术，这项技术当时并不成熟，因此出现混乱，副作用多，争议大，被当时的卫生部紧急叫停。如今在医疗领域仍有一种声音认为，开颅戒毒手术其实并不宜去全盘否定，至少给医疗手段治疗毒瘾提供了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目前，我国还有一些中医治疗的实验，效果一般，进展缓慢，很多人难以坚持。“不是不研究，只是没攻克。”张t说，人类对毒品成瘾机制、戒毒工作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跟不上毒品蔓延发展的趋势。
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相信只要认真对待，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毒品前传 国外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先祖很早就开始在劳作或者跋涉中寻找富含生物碱的植物了。生物碱是自然界中含氮的碱性有机化合物，已知的种类有1000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对人体有毒，并能带来强烈的生理作用，是大麻、鸦片、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主要有效成分。例如，鸦片中的吗啡就是一种生物碱。
当然，先祖们这么做，很可能主要是为了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比如，澳洲土著人使用从含有尼古丁的皮特尤里树和一种灌木树叶中提取的治疗性麻醉物质，借此忍受穿越漫漫沙漠的痛苦；南美的印第安人则咀嚼古柯叶来克服高海拔缺氧的环境，而从古柯叶中提取的古柯碱就是可卡因。
另外，这类植物在号称可以“通灵”的萨满教里也有运用。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萨满法师跳着跳着进入昏迷状态，产生与神灵沟通的幻觉，这很可能是吃了大麻、毒蘑菇等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带来的效果。我国河北的商代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麻，而《神农本草经》里把云实等药材的服用感受描述为“见鬼、狂走、久服轻身”，这说明古人早就接触到了这类具有“奇妙”效果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植物只被人们用来当做急救品、药物或者小众的宗教“灵媒”；而罂粟还被作为极佳的观赏植物，其花之美，有诗为证：“开花如芙蕖，红白两妍洁”，它在中国又名“阿芙蓉”，其言不虚。
问题是，当鸦片不再只是药物，而成为一种专供获取快感而食用的材料时，它就转化为毒品。
吸毒亚文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摇滚开始在美国盛行，成了“垮掉的一代”中嬉皮士们的最爱。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披着长发，唱着摇滚，抽着大麻，喊着性解放。他们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亚文化”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吸毒问题的泛滥是由60年代道德风尚的堕落而引起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赞美吸毒的音乐和实际体验吸毒感觉的组织。
不管大腕还是无名小卒，在集体性的吸毒派对中，他们以毒结缘并视彼此为知音，加上新型毒品不断被按需开发，这些现象其实在宣告着一种吸毒亚文化的形成――吸毒不再是仅仅满足自己的毒瘾，而毒品已经成了娱乐圈或其他城市亚群体中人际交往的新工具。
如今，中国的娱乐圈和一些青少年群体中，已经出现了与当时美国类似的现象，毒品亚文化也在国内出现。
在青少年吸毒亚文化群体中，存在一套被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就对个体形成一种文化压力。如果某个体试图在群体中表现的不愿意尝试或者反对尝试新型毒品，那么就会被视作叛逆，最终受到其他成员的疏远甚至是群体的惩罚。在这种亚文化群体的压力下，个体只有服从并强化共享的价值观念，才能赢得群体的承认和肯定。
在中国的吸毒圈内，新型毒品亚文化正在以各种新的话语和引人人胜的方法不断适应毒品种类的变化和对抗禁毒宣传。除了加大打击毒品犯罪，还必须创造足够强大的主流文化来对抗吸毒的亚文化，达成说教和灌输无法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