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在建国初面临相似的问题：人口多、工业化程度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教育普及度较低，相对而言印度在基础设施、财政平衡等方面要好于当时的中国，而中国在国家凝聚力等方面则好于印度。
“印度捷径”是否走得通
50-70年代，两国不约而同踏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目的自然是集中国家资源，发挥所谓“后发优势”，尽快补上“欠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两国都取得了一些发展成绩，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但这种僵化经济模式的弱点也同样在两国发展过程中暴露无遗。70年代末，当时情况更糟的中国率先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所遵循的模式是“自上而下”，先解放农村生产力，再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工业品出口解决市场和就业的“两难”，最终让“中国制造”强行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面貌的现代化。
印度则直到1991年才在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领导下开始市场化改革，1994年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辛格出任总理，印度经济改革开始提速，并迅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当时盖过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1999年印度GDP增速达到8.8%，自两国都有GDP统计以来首次超过中国（7.6%），在当时不仅印度朝野扬眉吐气，世界各国许多主流经济传媒、评论家都认为，印度经济前景远较中国光明。
印度之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初后来居上，在当时的分析家看来，是走了一条“印度捷径”。
所谓“印度捷径”，是指当时辛格为代表的国大党经济决策层鉴于印度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若亦步亦趋地像中国那样走按部就班、先农业后工业、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总也赶不上一直想赶上的中国。但印度社会分化明显，在人口比例中只占不到1/3、但绝对人数却已上亿的精英阶层英语能力强，教育程度高，印度的国际环境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度也远好于中国，如果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升级”到信息化、金融化等“无烟工业”领域，就可以获得所谓“代差优势”，从而占据“龙象竞争”的经济制高点。
在这种思路下印度首先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并绕过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产业和工农业，直接发展“两头在外”的电脑外包、高端服务业和“多快好省”的仿制药等产业，并果然在短时间内收到奇效。反观上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改革“闯关”、国企改制的最艰难阶段，国际环境微妙，“入世”久拖不决，社会上充斥着怨声载道的下岗工人，城市里则到处看得见奄奄一息的国企――这或许是“印度超越论”和“中国崩溃论”最热销的一段时间。
更麻烦的是，“跨越式发展”、即跳过工业化，直接发展新兴产业思想导致印度对包括交通、电力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掉以轻心。2013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4.7%，连续两年低于5%，通胀率却达到15%以上，赤字也迭创新高，就连一些一贯高喊“印度经济模式优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开始看衰印度投资环境。
莫迪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正是在这种尴尬中“莫迪经济学”横空出世了。
这次胜利被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莫迪经济学”的胜利，认为印度选民对国大党的“辛格式改革”普遍失望，对“莫迪经济学”寄托厚望，导致了“取舍效应”和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的脱颖而出。
龙象的天作之合
然而莫迪却表现出一副极力推动“龙象共舞”的积极姿态：继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中旬访印，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意向后，今年5月中旬，他回访中国，又签署了总价值达100亿美元以上，覆盖范围广泛的双边合作协议，他本人更在行前专门开设了新浪微博，和英文twitter同步更新访华感受，并力图和中国网友直接进行交流互动。
不仅如此，中印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姿态，这包括“金砖”机制的逐步成熟，双方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心照不宣，也包括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的步调一致，等等。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莫迪经济学”所获得的成绩含有诸如“含水量”太大、许多改革措施虎头蛇尾，有的推动气势磅礴，但雷声大雨点小（如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消灭官僚主义），有的投入不小但效果欠佳（如发展“印度制造”，提高制造业比重），有的则原地踏步（如增设货劳税方案，至今尚提不上议事日程，以至于一些分析家泄气地表示“等提上议事日程莫迪第一个任期也差不多结束了”），有的甚至出现倒退（如改善投资环境，实施对外资更友善政策，就因印度政府不久前宣布对外国基金公司征收“可替代最低税”MAT而被认为是“倒行逆施”），以及国际投资者态度反复（去年底今年初大量外资涌入，4月底起又大量撤出），等等，更重要的是，正如许多明眼人所见，虽然印度象和中国龙间存在历史上的龃龉和现实中的竞争关系，但就经济而言，龙象间存在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天作之合”。
对中国而言，印度不仅是重要的邻国，也是潜力巨大的目标市场（路透社预计市场总潜力容量达2万亿美元/年），尽管印度市场和投资环境素以复杂、不理想著称，但华为、小米等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成功表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经历过不成熟市场洗礼的中国企业、投资者对印度环境更驾轻就熟。不仅如此，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过剩产能，且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利用印度制造业的后发优势进行产能转移，对两国经济都大有好处。这种模式中方已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行之有效，在印度的类似合作也已开了个好头。
对印度而言，由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低下和效率不彰，其经济发展速度虽快（按照其修正后的速率甚至已超过中国），却跳过了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更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反可能成为隐患和包袱。从以往和近期的一系列数据不难看出，印度发展所急需的大量基础投资（仅铁路系统现代化一项印度便宣称正寻求未来5年内多达1370亿美元投资），和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产能、技术、目标市场，其它经济体或不愿、或无力、或“相性不合”，而中国恰是互惠互利的、最理想的“对接”伙伴。
不仅如此，中方要推行“一带一路”不可能绕过印度这个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点，又是中国-中东、中国-非洲两大关键航路中枢的节点;印度要吹起“季风”，也势必不得不左瞻右顾，考虑到非洲、东南亚，乃至南亚周边越来越浓厚的“中国因素”，这两大计划相合，则意味着覆盖全球一多半人口的广阔天地，反之，则从非洲东海岸到马六甲，“一带一路”和“季风”都将处处羁绊。
当然，国际环境优越向来是印度的传统优势，莫迪当然也不会放弃“几个鸡蛋跳舞”的印度传统，他上任后首先向日本而非中国、向美日主导的亚开行而非尚未“完工”的亚投行抛出橄榄枝，印度高铁项目首先和日本传出“绯闻”，印度和欧洲各国间也一度在金融等领域“眉来眼去”等。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论基础投资还是市场开拓，都不可能“一棵树上吊死”，莫迪的做法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
但至少现阶段，中国无疑是最适合印度的“那棵树”。
当然，“龙象姻缘”中的不和谐音始终存在，除了政治、历史因素外，印度投资环境的“先天不友好”、政策的朝令夕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始终成为中国资本大规模进入的障碍（当然这对任何外资都是公平的）。
正如查塔姆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普莱斯等所言，中印两国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明显分歧，但作为有抱负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两国如今已意识到必须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老男孩俱乐部”国际机构对它们的排斥，才有机会实现各自的梦想。正因如此，“龙象姻缘”虽然五味杂陈，却终究能在磕磕绊绊中一路摸索着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