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历代文人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画题，以“四君子”为载体的文人画，是中国文人崇高品格的精神象征。本文对 “四君子”情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行梳理，得出文人画“四君子”情结，是在儒道文化影响下，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文人品格与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体现。
关键词：文人画 四君子 图式 儒道文化 人格迹化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7-0397-01
一、文人画“四君子”题材的历史渊源
中国文人画源远流长，深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儒道思想以其极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发展性，在中国民族心理上最终走向融合和统一。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千百年来儒道文化对中国文人绘画影响深远，正是在儒道思想的熏陶下，文人画才逐渐凝练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君子”是儒家经典中具有高尚品格的人，而把梅、兰、竹、菊比作“君子”，在画家是“依于仁，游于艺”，在作品是善与美的结合，是“比德”的艺术观念。
中国文人画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观察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在文人画的象征性题材中，“四君子”是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代表之一。“四君子”是中国画里对梅、兰、竹、菊四种花卉题材的总称，以这四种花卉为题材的绘画在出现时间上是有先后的，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呈现。而把梅、兰、竹、菊比作“四君子”，始于明代万历年间“集雅斋”主人黄凤池辑《梅兰竹菊四谱》，其小引中写道：“文房清供，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芳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而澄莹其神骨。”陈继儒称之为“ 四君”后又称之为“四君子”，以这四种植物来喻示君子的道德品格，后来这四种题材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被人们约定俗成的联系在一起，继而发展成一种中国式的“集体无意识”。
二、逐渐走向人格化的“四君子”
四君子画之所以兴盛，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梅兰竹菊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第二，政治动荡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往往导致文人阶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第三，当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常需要借物抒情来标榜人格。在这种状况下，四君子为文人重构了一个去尽浮华，简淡清远的世界。
《世说新语・仁诞》注引《晋阳秋》谈及竹林七贤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今咏之。”此风延续，至后世文人影响深远。执鏖清谈，悠游林间；论“老”说“庄”，儒道交锋。不从众，不媚俗，表达一种独善其身的高洁志向，寻求个性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自此，“竹隐”亦成为文人仕子神往的精神境地。以玄妙、雅远、旷达为标榜的风流放诞，业已成为魏晋之美。这个时期的审美与社会的动荡互为因果，并形成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美学范畴。如：情与采，意与象，言与意，雅与俗，浓与淡，隐与显等。
兰入画晚于梅，大约始于唐。到了南宋，人们常以画兰来表达国家沦陷后，不屈和高昂的情操。宋末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改名思肖，表示不忘赵宋故国。他擅画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寓意国土已失。郑原与赵孟交往，后赵降元任官，即与之绝交。明代画家文征明，笔下的兰，洒脱高洁而不失法度。清初石涛，擅写兰之性；怪杰朱耷，擅写兰之韵。郑板桥所画的兰则是心中之兰，达到了人与兰合之境。
竹入画，和兰相似，始于唐。王维、吴道子等都喜画竹。文同与苏轼同为“竹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昔王献之好竹，称为“竹君”，文同则把墨竹称为“墨君”，文同始创墨竹，并命名其居室为“墨君堂”。自云：“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遗之，故一发墨竹。”北宋《宣和画谱》指其作品“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战”。他的墨竹不拘泥于形似，而是向自由写意迈进了一大步，影响后世八百余年。《宣和画谱》曾将墨竹专列一体，元明清时代，亦画竹名家辈出。清人郑燮画竹堪称为一绝，以竹之“介于否，坚多节”来表达自我孤高的品格，人争宝之。他的墨竹备受当时和后世文人的喜爱。
由此可见，梅、兰、竹、菊已拓展了它的原始意义，其内在的精神品性已升华为永恒之美，成为图式和隐喻流传至今。
三、“四君子”图式的审美观照
“观照”及其相近的概念有许多，它们本是从哲学中引申过来的，后来在中国诗、画等艺术理论中，“观照”具有了丰富的、纯正的美学意味。审美观照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形成审美意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而“观物取象”则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过程中，有关审美观照的基本方式。文人画重水墨轻色彩，即不把真实的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体现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更高的艺术追求，讲究诗性浪漫，这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美学思想。
审美观照所带来的知觉是既丰富又统一的，而且，这种知觉通过主体的审美情感和意趣对客体对象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造。清代郑燮对竹的审美观照，最能说明问题，他在《江馆清秋》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郑燮所谓的“胸中之竹”，可以看作主体的审美知觉，它是生机勃勃的、富有变化和动感的，包含着主体在观照中获得的审美享受。
审美观照不是一般的观看与观察，而是审美创造主体，进入到特定的审美情境中，以独特的审美之眼与心，对物的观与悟，最终达到“物我两忘”之境。就审美观照而言，主体的态度尤为重要，主体对物的审美观照，亦是对自身的观照，物象即心象的投影。由此可见，以菊花比旷达隐逸的品格，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是一种审美观照；苏轼描写文同画竹时的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也是一种审美观照。梅、兰、竹、菊原本作为独特的自然质体，确已然渗透到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层面，加之“君子比德”的传统文化理念及“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从而构建起独特魅力的中国式“四君子”图式和情结。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
[2]宗白华.美学散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4]韩敬伟.中国画的意与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2.
[5]陈传度.中国绘画美学史（下） [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6]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 修订本） [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