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蒙古高院对呼格案宣布立案再审至今，我的心始终难以从大悲大喜中跳出―我悲，因为再审来得太慢;我喜，因为再审终于来了……”
九年后，平冤昭雪的一刻终于来临，一直为呼格吉勒图喊冤的新华社记者汤计也尝到了大悲大喜的滋味。
58岁的汤计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九年来，他为呼格案发了五篇内参，一直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不仅将呼格案由幕后推向台前，而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
有媒体记者问呼格吉勒图的父母，申冤九年来最担心什么？他们回答说：“最怕汤计被调走。”
老实巴交的李三仁对汤计说：“儿子被枪毙了，现在又找到了‘凶手’。”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今年66岁，母亲尚爱云60岁。1996年6月10日，18岁零两个月的呼格吉勒图因“流氓杀人罪”被执行死刑。此后的十八年里，前九年夫妻俩在邻里乡亲面前抬不起头，后九年则是为屈死的儿子呐喊申冤。
“凶手”呼格吉勒图“伏法”九年之后，警察又领着一个新的“凶手”到毛纺大院公厕指认现场，目击了这一场景的邻居们纷纷将此事告诉了尚爱云。听到这个消息，尚爱云哭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李三仁夫妇就去公安部门打听情况，为死去的儿子讨说法。“找到哪儿都没人搭理。”他们托人帮忙找到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律师，律师认真地听了他们的诉说，并且辗转打听了解到案件的一些真相。他认为呼格案有了新证据，就有了申诉的理由……但一想到当年的办案人员如今都身居政法系统高位，他就打了退堂鼓。他坦率地对夫妇俩说，“这案子我接不了，也给你翻不了，你们去找新华社记者汤计。”
汤计那时49岁，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了二十多年政法记者，负责的条线涵盖党委、人大、纪委、政法委等核心部门，人脉广泛，更因为《恶棍警察》等揭黑报道名动一方。
李三仁与尚爱云给汤计的第一印象是忠厚老实。与他接触过的一些“上访”人员不一样。老实巴交的李三仁对汤计说：“儿子被枪毙了，现在又找到了‘凶手’。”
听闻此案，汤计第一反应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事？”他打电话给呼市公安系统的朋友，他们证实确实抓获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然后他问，这其中有没有毛纺厂的命案？对方说：“有，（赵志红）都交代了。”再想深问，对方就不说了。
汤计安排了一个年轻记者，到案发地毛纺厂调查外围。自己去赵志红专案组跟他们聊天。大家都是多年的朋友，很多警察都很有正义感，他们认为呼格案是“冤案”。当时内蒙古公安厅已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复核呼格吉勒图案。但呼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不愿再翻这起陈年旧案，复查难度很大。
由此，呼格吉勒图案在沉寂近十年后，开启了漫长的申冤之路。
汤计接到现场旁听的警察电话，“汤计，要杀掉赵志红，‘呼格案’就永久成谜了。”
新华社呈送给最高领导层的内参有特定要求和编辑流程，经过分社业务副社长、社长审阅后发往北京，在北京总社实行“倒流水”程序：值班领导同意后，返回给编辑，最后由总编辑审看，在武警把守的印刷厂印制成册，每天早晨上报。如果是突发重大事件，分社可通过电话口述给北京，几分钟即可到达中南海。自1948年建立起，这一管道一直保持畅通。
2006年3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负责组织的复核工作全面展开，同年8月，案件复核即有了一个明确结论。自治区政法委一位领导对汤计说：“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程序。”
汤计一听挺好啊，于是一年多没再介入这案子。他当时的想法是，政法委结论一出，公检法一开会，走法律程序，这案子不就翻了吗？！
但汤计显然远远低估了案件的复杂性。在复查中，公安机关认为当年呼格案弄错了，公诉机关也认为当年起诉呼格案凶手的证据不足，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仅凭赵志红的口供不能重启再审程序。争来争去，“4・09”案件没有结果，而赵志红的羁押期已到，检察机关以九条人命起诉赵志红。
汤计第一次意识到问题不简单，“我当时很震惊，心想，咋会这样？”
利用多年来在公检法系统积累的人脉，汤计采集到赵志红的几份口供笔录、警方复核组、检方领导、政法委领导及复核组成员的重要谈话信息，于2006年12月8日写下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
在这篇内参中，汤计介绍了多名干警提审赵志红的四份口供情况，也讲述了专案组干警乍一听到赵志红供述“毛纺大院杀人案”时的惊愕心态，还讲述了办案干警对赵志红、呼格吉勒图谁是“毛纺大院杀人案”真凶的分析，以及自治区政法委对呼格案的复核结论……最后，汤计把法律界人士对于赵志红案件审理的担忧也写了进去―“赵志红一旦被杀，死无对证，呼格吉勒图就会白死。”
这篇报道发出后第八天，赵志红从看守所递出一份偿命申请书。这份偿命申请书是写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看守所的干警担心偿命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丢失，暗中复印了一份，并亲手交给汤计。 那位干警找到汤计办公室，给他看了工作证后，就把复印件交给汤计，然后掉头就走。“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个警察的责任心，他的法治精神和正义，令我非常震撼。”汤计说。
赵志红在这份“偿命申请书”中再次确认，1996年4月18日（准确时间是4月9日）发生在呼市一毛家属院公厕（的）杀人案“确实是我所为”，“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让我没有遗憾的（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不久，“批示”再次显示了力量，呼市中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休庭”，也算是“枪下留人”。
法院错判他们是主要责任人，问责和赔偿也主要是他们，所以不愿重新立案再审。没办法，我就写第四篇内参。
呼格案启动复查后，事情很快就明朗。各方都有积极因素推动，但再审程序迟迟无法启动。
当时中院、高院不认可公安、检察院的新线索，让公安拿物证。法院认为，仅有赵志红的口供，没有犯罪物证，不能认定“4・09”案件的真凶就是赵志红，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但要提取赵志红十年前在“4・09”案件中的犯罪物证，却很不现实。“这不是故意设障吗？”事实上，在呼格吉勒图案上，赵志红是不是真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办案的事实是否准确？证据是否扎实充足？汤计认为，如果不是，那就应该疑罪从无。
2007年初，汤计把呼格案的相关材料梳理一遍，第三次写了内参，共两篇文章。一篇是《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上）》，另一篇是《死者对生者的拷问：谁是真凶？―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下）》。
此后，新华社《t望》新闻周刊率先与汤计联系，希望采访一些国内法学专家后，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汤计求之不得，没有多长时间，《t望》新闻周刊就刊发了题为《疑犯递出“偿命申请”，拷问十年冤案》的报道。这是国内媒体首次公开披露呼格案，不仅成了网络上的热点新闻，也成了国内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年11月，一年又将过去，“呼格案”还在原地踏步，汤计心里很着急。他从未想过，一起明显的错案竟会在司法系统中阻滞如此之久。
苦恼中，汤计找到自治区高检检察长邢宝玉请教。“呼格案这么久，检察院咋不抗诉呢？你这有权啊。”邢宝玉告诉汤计，“现在不能抗诉，法院目前这个状况，抗诉了，它肯定就维持原判，一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真死了。明明是疑罪从无，你却将它弄成死结。此案应该由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
汤计一下豁然开朗。他很快采访了律师、公安干警、法院领导、政法委领导和法律界的相关人士，于2007年11月写下了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其间，他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
我希望“呼格案”早日昭雪，让屈死的孩子留在天地间的一腔怨气早日散去。
可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领导人的更替，“呼格案”复查组原有的人马都走了。2008年以后，呼格案转入了“无人触碰”的低潮。
内蒙古每年人代会都是1月5日左右开，那是内蒙古最冷的时候，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每当此时，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就站在会场外，就那么一直站着，也不闹。作为一个参会记者，汤计每次看到他们，就特别心酸。
从2006年5月24日开始，李三仁夫妇就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有时一人去有时两人，留下的火车票就有46张。从2007年到2009年，仅最高人民法院给的回条就有18张。夫妇俩成了自治区高院的“常客”，自治区高院立案一庭庭长暴巴图接待他们95次。
汤计曾说：“一个好记者一定得是好人，你不是好人，就不会有同情心，不会有慈悲心。有了同情心，你才会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能力，才有做事的动力。”
作为一个老记者，他接触过很多上访对象，有的是不给退休金，有的是房子被强拆了，有的是被骗了，但这些终归都是物质的东西，多与少，它不是生命。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明明有问题，而不去解决，逼着人家遭那罪。你可以想象，当初被枪毙时，这孩子被五花大绑，要作为凶手杀掉，但案子如果不是他干的，他该多么无助啊;他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枪毙，又是多么无助。”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的名声给他挣回来，还他一个公道，让他的父母不再为有一个‘流氓杀人犯’的儿子耻辱。”
我已经把球带到门口了，四中全会是临门一脚，正好把球射进去了。这个助力非常明显。
2011年1月，呼格案终于迎来新转机。调离自治区政法委、在自治区人大担任了三年秘书长的胡毅峰，被任命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他在自治区政法委任常务副书记时，曾经积极推动过呼格吉勒图案件的复查工作。
为了再次唤醒人们对呼格案的记忆，2011年的清明节，汤计组织分社电视记者邹俭朴、林超做了一档电视“新华视点”《十五年冤案为何难昭雪》。这期由优酷网播放的电视专题片，一经上网迅速走红。不久，凤凰卫视关于呼格案的视频上网，成为各大网站狂转的新闻专题，网民们跟帖热烈……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各媒体迅速把焦点聚焦到“呼格案”上，网民跟帖热烈，汤计抓住机会组织青年记者收集网上舆情，采写第六篇报道《网民呼吁尽快再审呼格吉勒图案》。
“这案子像踢球，我已经把球带到门口了，那四中全会是临门一脚，正好把球射进去了。这个助力非常明显。从领导到法院到媒体，都意识到呼格吉勒图的案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2015年元旦，汤计许下心愿：愿历史长河记住呼格案，愿法治中国记下呼格案，愿大家忘记呼格的家人。这天，他对李三仁夫妇说：“今天是个除旧布新的日子，我想对老哥和老嫂子讲两句心里话：熄灭心中的怒火，散去心中的怨气，开始崭新的生活。”
我没有超能力，我只是新华社驻内蒙古的一位记者。
随着呼格冤案的平反，汤计被媒体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人们称他是“为民请命的好记者”，全国各地的人带着多年积压的“冤假错案”来找他或打电话给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他们以为找汤计就能解决问题，那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超能力，我只是新华社驻内蒙古的一位记者。”
1971年，15岁的汤计进入天津大港油田，成为油田体工队的一员。排球运动员的经历造就了他屡败屡战的性格。“这场球我输给你了，晚上肯定会总结：是不是我没盯住你？脚步挪动得快不快？第二天再打，输了再总结。这个个性已经到骨子里了。”
调到大港油田宣传部以后，汤计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天津有个有名的记者叫杨继绳，我非常崇拜他。”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他考入了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先是进入新华社山西分社，1989年调入内蒙古分社，一干就是三十年。
对汤计来说，为呼格案发声并不是全部。几年前，轰动全国的“王木匠”诈骗呼和浩特市政府案，汤计持续发出八篇内参，最终戳穿“神话”，为国家挽回了近30亿元的经济损失。还有《万里大造林还是万里大坑人》《草原巨贪徐国元》《失控的条管局长肖占武》《“四吃书记”蔚小平》等极具分量的报道也出自他手。
58岁的汤计，至今仍然坚守在新闻采访一线。他说和他同龄的人都调回北京升迁了，自己是没有出息的一个。然而，他却用自己的坚守，推动了一桩冤案的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