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桥兵变是历史上重要的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行动，它历来为各个朝代的史学界所关注。其中所反映的政治斗争、军事部署以及义社群体下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令人震惊。尤其是赵匡胤战略安排的全局观念与部队强制性军纪，在当时普遍的军人放纵的世风下显得与众不同，也是其成功的巨大保障。
关键词：赵匡胤；陈桥兵变；政治斗争；军事部署
作为宋朝立国的关键一役――陈桥兵变，它的成功无疑为朝代更替的顺利进行打下 坚实的基础。由于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仍获成功，并且打破了五代以来如车水马龙般的国家更替速度，延续了长时段的国家统一与社会和平，故研究其原因对于认识当时历史与现实借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则试图从政治角逐与军事考量的角度审视陈桥兵变的前因后果，并浅析陈桥兵变成功的其他因素。
1 太祖生平简介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927年3月21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诞生于洛阳夹马营（其父赵弘殷领军所在之地）。作为具有众多子嗣赵氏家族的长子，赵匡胤自幼不喜诗书，不爱文墨；反而痴迷于舞刀弄枪，行军打仗。五代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时年十八岁的赵匡胤娶护圣营军校贺景思长女为妻。公元947年，他辞妻别家，孤身一人闯荡江湖，立志功成名就。后纳入后周太祖郭威帐下，参与了澶州兵变，开启了其军旅生涯。数年之后，升任殿前都虞候。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担任后周最精锐部队之一的殿前司最高军事指挥――殿前都点检。至此，赵匡胤兵权在握，目标宏大；征途既定，策马前行；野心勃勃，直指帝座。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而言，如何才能排除万难，统一中国呢？身经百战的赵匡胤在数十年的战争生活中其实早已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军事力量，财政保障，谋士集团，所有一切的都不可缺少。不过，所有的一切都要一步一步来得到。
2 人事任免权力的掌握
1.巧夺人事任免权。
后周显德六年六月癸已，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史料记载：“癸已，大渐.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质等出.相谓 日： ‘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1但一个“等”字不得不令人引起注意。《元史》云：“著（王著）有俊才，世宗……眷待尤厚……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受顾命，谓质等日：‘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2看来，王著嗜酒是实，但却并非酒囊。作为考虑严谨的柴荣而言，在明知自己的大限将至，幼子主国的危险情况下，顾命大臣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政权是否得到延续。
故处于综合因素的考量下，纵然王著具有嗜酒如命的缺点，国家最高领导人却早已了然于心，而且显而易见，其才能与忠诚更为周世宗所器重，是辅国宰相的不二人选。 如此情形下，仅仅因嗜酒与不成体统一理由来驳斥对于王著的任命显然并非完全出于为公为国的目的，“慎勿泄此 言”一语则实际上在无形中使得范质落下把柄，甚至受制于赵匡胤。当时局面则成为了范质主张隐匿了世宗的遗命，为防止自己的这一举动被揭发而影响自己的仕途与声誉，范质不得不想办法笼络赵匡胤。殊不知，精明的赵匡胤反而利用这一点，调兵遣将，趁机更换心腹人员作为禁军高级将领。以致于在范质的眼皮底下完成了兵变的首要一步，在一定程度上顺利地掌握了政治人事任免权。
2.人事任免表现――义社十兄弟“步步高升”。
全程参与郭威兵变的赵匡胤，不仅因功勋卓著而备受提拔，人生开始转折。更为重要的是，他被郭威军事集团所爆发的力量深深震撼。这力量，不但由于政变前期的计划缜密，深谋远虑，还在于在生死未知的局势中，却有一支以兄弟为联系纽带的高忠诚的军事指挥集体为支撑。五代十国，战乱纷飞，武人结社屡见不鲜。一方面，结社可以增强个人和群体在动荡社会的存活能力；另一方面，结社的个体都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在战争中所体现的团结与忠义远远胜过仅仅希望以军功得富贵的普通兵士。澶州兵变则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一点，郭威也最终赢得了建立后周政权的胜利。
有鉴于此，在军旅生涯中，赵匡胤建立了一支以义社十兄弟为核心的军事领导集团。用信义加以笼络，用财富加以维系。结社当时，社人的军职大都不高，但在后周恭帝时期，掌握人事任免权力的赵匡胤却不停任命其为高级军事将领。以致于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禁军高级将领人事组成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
后周有两大精锐禁军，即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中，慕容延钊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石守信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调至殿前都虞候，这些高级将领的调换明显反映出赵匡胤对于殿前司的完全控制，而侍卫司本来属于李重进等亲后周势力范围，但李重进和袁彦已经被排挤出京城，外出做节度使，仅仅剩下一个韩通，也已经有其余义社十兄弟的成员对其进行限制，难成大事。
3 缜密的军事安排
历经了半年多的精心准备，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察觉到时机成熟，恰好此时，北汉和契丹联手南下的入侵情报传来，不管该信息是否属实，都在客观条件上为赵匡胤创造了大规模调动军队的机会，此时，摆在赵匡胤面前的阻力有如下：
1.战略河北，地位险要。
五代十国时期的河北接壤契丹和北汉，是中原正统政权与少数民族国家的争霸缓冲与战略角逐的兵家要地。关于这一地区的军队镇守与将领安排问题是兵变的重中之重。唐末五代以来，北方中原地区的军政格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原正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由陕西关中转移到河南汴洛。《读史方舆纪要》云：“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裹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中天下之立，以经营四方” 3《宋史・岳飞传》则记载：“国家都汴梁，恃河北为固”
由此可见，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河北作为北方政权南下用兵的必经之地，其屏障作用非同一般，对京城的影响力由此陡增。一旦河北“沦陷”，便是平原千里，长驱直入。都城又无险可守，那时将直接处于北方大军的铁蹄之下，整个国家亦将不复存在。故能否控制河北诸镇，是政变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2.都城布防亟待调整。
侍卫司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与赵匡胤势不两立，且其战斗力不容小觑，听闻兵变消息必然会起兵反抗。一旦韩通有机会或有时间组织兵力，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对于均属实力派的两人而言，资历较深的韩通事实上更得世宗的信任，且颇有威望。北伐契丹时，韩通就担任陆军的统帅，赵匡胤只是水师的统帅。世宗的遗命二人共掌禁军，但韩通兼有同平章事的宰相头衔，一山难容二虎，赵匡胤对此心知肚明，此人不除，难登皇位。
3.将兵陋习频繁，军纪难束。
五代十国以来臣强主弱，兵士哗变者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五代将士为追求荣华富贵而不择手段，君主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是必需品，无论是谁，只要能满足其对于利益的追求，均可成为其拥护的对象。故郭威兵变时，因军纪未束，既入京城，未等论功行赏，“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4叨扰百姓，洗劫钱财，局面混乱，难以控制，对王朝的统治也埋下了隐患。
对于上述问题，赵匡胤及其谋士集团针做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其对策施行如下。
1.重军把守河北，稳定前线。
鉴于河北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及其重要，赵匡胤等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史书记载：建隆元年，“先是，镇妥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武妥韩令坤领兵北巡，慕容延钊复率军至真定上（赵匡胤）既受禅，遣使谕延钊与令坤，各以便宜行事。”
历史证明，赵匡胤的当时安排部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慕容手握重兵，屯真定.真定为河北枢钮，与先期到达河北另一重镇成德的韩令坤一起，控制了河北局势，为“陈桥兵变”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这既显示出赵匡胤对河北的高度重视，又显示出他纵揽全局的政治眼光。
2.留守部分心腹军力驻扎京师。
谎称外敌来袭，调动大批军队，势必引起韩通等人怀疑。作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韩通身经百战，不可能不懂得如此道理。但为何最终未先发制人呢？原因之一在于其性刚寡谋，其二在于范质的影响。韩通在朝廷中信任宰相范质，作为后周两大忠诚势力代表，是否先下手为强的措施势必要彼此商量。殊不知，宰相范质临危缺乏冷静，未辨别军情是否属实，便盲目点将出城，留下出兵口实，且自身六神无主，并不知道赵匡胤是否要发动兵变。且其早年受任顾命大臣时，与赵隐匿世宗遗命，即便已知赵心怀不轨，此时也无法揭穿。韩通虽有心，但范质的意见不得不作为其参考，且诛杀功将非同小可，一旦错杀或者杀之未成，引起国家动荡，后果也非韩通个人所能承受。最为重要的赵的一步棋走得非常之妙，留下石守信、王审琦作为守将驻扎京城，进一步打消了韩通认为其谋逆造反的疑虑。幕后深意，却是作为京城内应，保护赵之家人，方便军队入城，避免军事冲突。河北之定，都城以安，使赵匡胤出兵的陈桥驿军队内有接应，外有援兵，何愁兵变不成呢？
3.严明军纪，整顿军风。
赵普作为赵匡胤谋士集团的头号人物，是直接促成黄袍加身的关键角色。四日凌晨，众多将士一拥进入赵普帐中，表明心迹，“军中定议，欲策太尉为天子”6，力图兵变。赵普先试探其真心与否，部分与谋者有些动摇，不过当其再次进入时，赵普表示允许，言：“事既已无可奈何（指兵变势必发生），正须早为约束。若能严救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7。威逼利诱，严明军纪。故赵匡胤在军队鼓噪哗变之后马上就控制了军中局势，与澶州兵变截然相反，并取得了远远超过预想的良好效果。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四日，赵匡胤率精锐禁军于人和门入京，诛韩通，入宫廷，降百卿，得帝位，创宋氏王朝基业，开百载华夏太平！陈桥兵变的成功固然无法离开优秀个人与群体，他们在兵变中的突出贡献是胜利的重要保障。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事任免权力的提前夺取，对于中原全局的战略眼光与缜密的军事安排，对于骄兵悍将的强制性约束，使得赵匡胤与其集团既拥有五代前期君主的强大实力，还拥有前者无与伦比的巨大政治理想与智慧。正是因为多方共同因素的齐备，陈桥兵变的成功便也不足为奇矣。
注释
[1]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241.
[2]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241.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 河南方舆纪要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33.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九，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6：：9438.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M].北京：中华书局，1979：4.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M]北京：中华书局，1979：5.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M]北京：中华书局，1979：6.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