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虽然方便，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在小孩子脑子里生出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不久，刘太行和农村的孩子一样，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在南京生活了近十年。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刘太行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