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更重要的是实现结构升级、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力。在此过程中，必须把握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因素。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步丧失随着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生条件的变化，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叠加的新常态。新常态注重的是中远期的趋势性变化。长期来看，我们以前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高成本时代需要新的动力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中国作为低成本制造业大国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该集团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 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 2004年的 14%下降到2014年的 4%。这意味着，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 4%。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 2020 年左右将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约为 3 美元左右，而美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在 35 美元左右。从数量看，中国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从发展趋势看，2004 年至 2013 年，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增长超过 200%，年均增速逾 10%;而同期，美国增长幅度仅为 27%，年均增速不足 3%。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过去 10 年中，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制造业工资成本增幅;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接近 5%，高于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可见，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越来越近。
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尽快重新塑造竞争力，将世界工厂 1.0 版升级到2.0 版3.0 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产业发展面临两头挤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中国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两头挤压。特别是，我们的高端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像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样具有价廉物美的显著优势，因此难以短时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已经感到了竞争压力，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会更多。仅举一例来看，1995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总共遭遇反倾销 1022 起，分别由 34 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其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数量最多。在中国遭受反倾销的行业分布上，总体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归根结底在于劳动力、资本、创新要素等不断升级。产业转型本身对应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本积累率的提升，从而使生产系统更为复杂，主导性产业和技术越发倾向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越发接近于世界产业和技术的前沿水平。新常态背景下，不仅需要劳动力、资本以及创新要素等实现质量上的提升，由扩大规模转向提升质量与效率，也需要在产业的发展模式、体制机制上升级换代，以应对未来产业技术革命、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竞争方式变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比较低。
2014 年，入选财富全球 500 强的中国企业已经达到 100 家，仅次于美国的 128 家，大大领先于日本的 57 家。但入选企业基本是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金融、化工、钢铁等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缺乏有效配置。而美国的企业分布在互联网、银行、电信、零售等多个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尽管我国也拥有华为、联想等跨国经营的企业，但多数企业主要是利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与全球公司竞争，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际化企业。靠创新实现量增质高目前，我国出台了诸多产业发展的战略，如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 等。这些战略实质上在于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而产业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由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打破产业融合壁垒的必由之路。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变的动力，对于新常态下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创新资源的投入来看，近几年我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 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 11846.6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 2.08%，首次突破了 2%。但与美国、日本 3%左右的强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 2%的基础上向更高水平攀升，面临的困难也更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提升研发的效率，提高资金转化的边际效益。度量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新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情况。2011 年我国新产品销售收入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2013 年达 12.85 万亿元，比 2010 年之前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创新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已成为共识的氛围下，以及各种鼓励创新与产业化的政策刺激下，我国在创新产品的转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占整个销售收入的比重近几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表明我们的创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改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产业转型发展一定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转型。制造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就会陷入无水之源、无木之本的窘境;服务业如果不能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更优质的供给，转型就会失去灵魂。
因此，政府应在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外部化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长期存在产业过度管制、低效管制和对外开放不足的特征。因此，可以借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服务业的开放、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重塑服务业发展机制。此外，要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障碍，降低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冰山成本。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重接近 20%左右，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严重的梗阻效应，以及市场交易和运行的效率低下。因此，要着力打破各种形式的地区封锁和地区壁垒，提高国内市场区域一体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