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国家的立法理念都必然带有本国鲜明的主流价值观，任一法律制度设计也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偏好。确保交易安全作为商事法律重要的价值功能之一，而效率与公平也同样是法律所共同追求之价值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价值定位，对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一、保障交易安全
正如霍布斯所言:人的安全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明确表达了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乃人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乃社会存在与发展之基本前提，乃推进国家法律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价值动因。安全，是通过法律手段而力求实现的，确保社会系统安定，通过主体对这些状态的主观认知、评价与体验而得。法律中的安全价值通常表现在其可赋予我们得以遵循的规则。在公司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安全、效率与公平经常存在不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
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具有保障资本交易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借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控制出资形式与资本限额得以实现，最终在公司破产之时体现出来。从立法角度而言，在公司面临破产之时，无形的商誉、信用与其他资金无法折价变现，也无法转让处理，故而无法以此清偿债务，此时债权人投资的风险指数则大大提高。从市场交易的角度出发，市场参与主体的地位从应然层面看是平等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角色一直在不停变换，并非处于规定的强弱势地位，只有通过构建公正公平的秩序，并确保该程序的正当实施，市场主体才可通过自主交易、自由竞争与合作，从而确保资本的交易安全。
诚然，我们无法将交易安全完全地寄信于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之上，但是，在公司的设立之初公司注册资本己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这个公司的势力，凸显该公司的身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普遍倾向于与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公司合作，特别是当未有长期积累而得的主观信用之际，公司资本通常可作为甄别公司在市场交易环节的信誉度标准。
二、提高交易效率
在确保交易安全之同时，也不可忽视资本的效率问题。在经济学视野中，效率意指在一定的经济成本这一前提基础上所产生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必然能够通过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更多的社会有用之产品，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即然，在自然、人文、社会资源等方面也可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对效率问题的讨论，没有效率、不经济的社会无法称之为具有完备机制之社会。效率的高低乃评判社会制度以及法律制度体系是否完善的关键因素。在当下，法律操作实践中，效率与公平一般可能产生不协调甚至是冲突，当法律制度设计过于重视交易安全，则通常会提高诸多企业的运行成本，进而可能阻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对资本增值的效率带来影响。与之相反，假若法律制度设计偏向强化企业、投资者之便利时，则可能导致过于纵容企业的经营自由，这将在某种意义上削弱对债权人之保护力度。
于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司资本通常会利用流动性来谋取利益最大化。公司资本制度最初意在于使利益转化为效率。如若不具备效率，则在一个绝对安全之交易环境谈论公司的经营也不具任何实际的意义。世界上《公司法》通行的做法是，以效率优先，并且兼顾公平与安全之原则，从而确保资本制度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伴随我国市场逐步深入世界范畴，我国新兴的生产力逐渐崛起，特别是部分具有创造性以及较高智力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与大学生创业之萌动，这种种新兴力量在运作的伊始不要求过高资本，如若法律硬性要求其缴纳一笔相对固定的、可观的资金才具备成立公司的要件时，无疑扼杀了这些新生代。故而，此次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中废除最低限额额度之做法确乃顺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举。
三、确保交易公平
公平始终作为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事实上，自公司企业制度面世以来，与之相伴随的始终有关乎公平问题的探讨。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也是哲学视野下公平正义理念的具化。自有限责任公司诞生以来，就曾有很多学者质问其价值与合理性。不少人提出其不具公平性，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这是因为有限责任设立的出发点在于进一步鼓励各类商主体开展投资、兴业，在弱化股东责任之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债权人等的风险。〔川暂且不论公司制度设计的目的，这明显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公平性。为此，为避免有限责任公司的缺陷，制定出公司资本制度以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从而传达法律的公平价值理念。公司法制定的目的，不但应保障股东利益，也应当兼顾公司与债权人之利益。如纯粹考虑股东的利益，重视交易效率却漠视公司固有的社会责任，是极为不成熟和不理智的做法。即便交易必然存有风险，但也有必要将交易相对方所承担的风险固定在合理范畴之内。公司在设立之后，股东出资是否如实缴纳，不但关乎公司注册资本的登记，也着实关乎公司债权人利益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