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近几年湖北高考作文命题加以比较，还是不难发现大体不变中的一些细微变化。其变化情况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旨的暗示性在增强，审题的难度在增大。
也许是出于对全国高考语文卷作文命题开放度过大的一种纠正，湖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在前承全国卷命题偏爱寓言材料的命题方式的情况下，又特意在“镜”前加了一个“买”字。因为材料中已经说明了为何“昏镜”颇为畅销的真正原因，若以“卖镜”为题，审题难度自然大大降低，且学生享有的写作（或选择）自由度也大大受到限制，这无疑与全国卷早已有之且大行其道的开放性不大合拍。因此，从“卖”转为“买”，问题一下子从“特殊”转向了“普遍”，其价值取向一下子从作者的讽世目的转向了读者的自由选择。材料本身所讽刺的本是世人的一种自欺式的“美容”倾向，以及人际关系交往过程中对对方“奉承”的一种期待。要读懂这种暗示，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而在“买镜”上加以限制，那么学生既可以顺着作者所暗示的严肃性方向作文，也可以站在普通观众的立场，来一个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只要言之有理，自然不可强求。但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虽然处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代，虽然文化存在的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但我们毕竟是从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义”“道”是不能无视的。是与传统“道”“义”趋同，还是与之逆反，抑或是在大体上趋同之外有所突破？这对部分考生而言，怕是在选择过程中不乏疑惑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岂能仅仅在作文备考之前“临时抱佛脚”？必须在整个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这种事先的准备，我们的备考就显得盲目。
第二，思辨要求增高，哲学意味渐浓。
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可贵的进步，是对大开放的一种修正。
随着作文命题开放度的加大，我们的学生越来越不会写议论文了，而作文的体式则越来越散文化了，文笔多姿多彩了。这本来是好事，可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学生的思维品质却似乎下降了。衡量学生思维品质高下的标尺是什么？一个重要的标尺是学生日常语言表达的条理性与严密性，也就是学生习作中表现出来的思辨性、严密性、新颖性和深刻性。虽然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我们期望的要求，但这是不能小看的一个大问题。针对一个问题，学生能否从多个角度审视、分析、判断、归纳，能否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又顾及其次要方面，能否在处理消极问题时从积极方面入手，这能反映学生的思维品质。我们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这是语文教师的责任。
拿前几年湖北高考作文命题来说，其审题难度无疑是增大了。命题人选取了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处精辟议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的这段文字，论述了诗人观察和表现宇宙人生的态度和方法。其实，这段文字所含的思想，对我们为文、处事、做人以及观赏自然、认识社会都有启发。题目要求，根据你对这段文字的感悟，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高考作文命题本不该为难学生。但是不能不说，我们的教育却恰好存在着只知“入乎其内”，不知“出乎其外”的诸多尴尬，甚至存在乱入乱出、无入无出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生学不好语文，或不好好地学语文？因为我们教师当中，有不少人在讲授语文的过程中，只就课本讲课本，没有从课本中走出来，没有站在书本之外看书本。从课本中走出来，要靠我们的教师从课本走入生活。正因为教师不能从课本走入生活，才有那么多古代读书人把自己读成了书呆子，有那么多的中文系毕业生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
怎么办？办法当然是有的。办法得因人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首先，教师本人必须不断学习，学习理论哲学，学习生活哲学，提高思想境界，增强思维品质，尤其是要增强思辨能力。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能力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能力，是行动正确从而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只有教师本人具备了这种能力，才有可能在其教授语文、写作过程中对学生产生示范和推动作用，才有可能让学生长出一双火眼金睛，才能让学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既看树木，又看森林，才能出入古今，出入中外，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其次，学生本人也必须好好学习哲学知识，掌握哲学原理，将哲学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运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不断检验，不断总结，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