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诸国和日本相继实施负利率政策，银行业如何适应负利率环境的问题日益凸出。作为政策的传导者，银行业不但因负利率而面临资金流出压力，而且因负利率而承担额外的“税收”。但是，对于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否会因负利率而大幅下降，业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既有摩根大通的“负利率侵蚀净利息收入并大幅降低银行盈利能力”的观点，也有瑞信银行的“净息差收窄是长期趋势，负利率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被夸大”的观点。2014年12月，瑞士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2015年，瑞银集团有形股权资产的全年调整后回报率达到13.7%，不但超越10%的财年目标，而且大幅超出2014年8.2%的回报率。这表明，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银行业对货币政策适应性调整能力。即使在较长时期的负利率环境下，大型银行集团仍可以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
瑞士的负利率政策
各国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方式有着较大差异，以适应不同的政策目标。瑞士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标并非是抵抗通货紧缩，而是缓解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所带来的瑞士法郎升值压力，所以主要将负利率政策用于干预短期的游资，对银行业则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瑞士的负利率政策作用在较小的范围，仅适用于存在瑞士国家银行并以瑞士法郎计价的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以引导作为基准利率的3个月瑞士法郎LIBOR利率处于目标区间。
瑞士国家银行的负利率政策有大范围的豁免。一是将各类社保基金的存款排除在负利率之外，二是仅对超出阈值的存款适用负利率，在阈值之内则适用零利率。阈值的存在，使得瑞士的负利率只是分级利率的一部分。
瑞士的负利率存款阈值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对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的瑞士国内银行，阈值为特定报告期内所要求的最低准备金数额的20倍，减去同期持有现金相对于参考报告期的增量；二是对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的外资银行、证券交易商、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阈值为瑞士国家银行设定的固定值。
瑞士的负利率存款阈值有1000万瑞士法郎的下限，适用于开户人在瑞士国家银行所持有的全部活期存款的余额总和。从其阈值设定可以发现，瑞士国家银行的负利率主要限制对瑞士法郎的投机性需求，进而限制对瑞士法郎汇率的投机，而不是刺激经济的基础货币投放。
瑞银集团的适应性调整
瑞士对负利率政策的限制使得瑞士银行业的负担远小于欧元区的银行机构，给银行业留下了调整空间。从瑞银集团2015年的财务数据来看，虽然总资产较2014年有所收缩，但是其业务结构有了较大改善，对其盈利能力形成了很好的支撑。
信贷业务的调整
在负利率政策推出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银行不会降低存款利率，以保证其融资能力，但是贷款利率会有所下降，从而降低银行的利差。但是，瑞银集团的财务数据显示，尽管存贷款利率有所下降，利差反而大幅增加。2014年，瑞银集团的个人与公司银行业务的利差只有159个基点，2015年，利差攀升至167个基点，并在2016年前两季度基本维持这一水平（如表1）。
瑞银集团的利差增长是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的。虽然无论是国内业务还是国外业务，瑞银集团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均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贷款利率的相对变动幅度并不大，并且对于利率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内定期存款业务，瑞银集团大幅增加其业务规模，以有效降低存款平均利率（如表2）。通过信贷业务结构的调整，瑞银集团信贷业务的利差在整体利率下降的背景下得以逆势上升。
瑞银集团的贷款利率下降幅度不大，但是维持贷款利率并未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从贷款的信用风险等级结构来看，其高质量贷款仍保持较高的比重，0～1级贷款的规模更是有较显著的上升（如表3）。相比之下，与LIBOR利率关联程度很高的央行存款与同业存款呈现出较高的波动，但是综合2014～2015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并不能认为负利率导致央行存款与同业存款的下降，这两项存款的波动更可能是瑞银集团因业务需要而主动调整的结果（如表4）。
交易与顾问业务的调整
交易与顾问业务对证券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对信贷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其中，交易业务对利率更加敏感，顾问业务则对利率变化反应不大。
瑞银集团的交易业务规模呈较快下降趋势，但是结构上的变化较规模上的变化更为显著。从结构上看，短期金融资产的下降趋势相对较弱，其中占比较高的交易资产组合下降幅度并不高，而衍生工具的下降趋势非常显著，从重置价值来看，2015年的持有的衍生品数额较2014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如表5）。
瑞银集团的顾问业务也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呈现了较大的结构调整。向企业客户提供的顾问服务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其中针对债券市场提供的顾问服务下降更为明显，较为特别的是针对风险管理提供的顾问服务虽然额度不高，却实现了扭亏为盈。向投资客户提供的顾问服务则有较明显的上升，其中，针对外汇、利率和信贷提供的顾问服务增长迅速，2015年的业务规模较2014年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如表6）。
瑞银集团适应力来源
通过业务调整，瑞银集团在负利率环境下保持了较高的盈利能力。瑞银集团将这一适应力归因于强劲的资本、明确的战略和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但是，着眼于瑞士的负利率政策目标与手段，瑞银集团的适应力更应归因于依托多元化业务模式来向避险需求提供的服务。
负利率政策并未消除避险需求
瑞士的负利率政策目标是缓解瑞士法郎的升值压力，而带来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的正是来自欧元区的避险资金。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导致欧元贬值，并且在欧债危机难以解除，欧元区通货紧缩可能加剧的背景之下，负利率水平进一步增加，并增加了欧元进一步贬值的风险。这使得欧元区的投资者有日益上升的避险需求。
从瑞士的货币政策取向来看，瑞士并不排斥来自欧元区的避险资金。由于瑞士的负利率政策有着大范围的豁免条款，所以尽管瑞士的负利率幅度大于欧元区，但是其平均力度是比较小的。并且瑞士的负利率政策主要影响金融机构的短期拆借市场，对于中长期的避险资金并没有很强的抑制性。 瑞士的负利率政策反而增加本国的避险需求。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使得瑞士的利率与欧元区的利率产生很强的相关性，欧元区的利率风险也随之传导到瑞士金融市场。对于瑞士本国的投资者而言，即使对于汇率的变动并不敏感，也会因利率的较强相关而承受欧债危机的压力，从而产生避险需求。就此而言，瑞士定期存款利率的加大幅度下降与其说是负利率政策冲击基准利率的结果，不如说是负利率政策带来风险的传染，使得瑞士投资者因避险的目的而选择较利率相对固定的中长期存款。
多元化业务模式可满足避险需求
瑞士的负利率政策并非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只是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收益变成资金成本，等价于对其收取的税收。因此，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拆借利率，贷款利率所受的影响并不大。相反，银行等金融机构会通过增加转账费用、ATM服务费、储蓄卡取现费等收费项目，甚至相对提升贷款利率等方式来将这些“税收”转嫁给客户。客户避险需求的增加，也推升了信贷市场的风险报酬，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提升贷款利率的空间。表2的财务数据显示，2015年瑞银集团国内贷款利率下降的幅度小于国外贷款利率下降的幅度，这表明其利率下降主要是受全球信贷市场利率水平下降而影响，而负利率的实施和避险需求的存在弱化了全球信贷市场利率水平下降对瑞士国内信贷利率的冲击。
对于具体的金融机构而言，转嫁负利率所带来成本的能力取决于其定价能力。业务的范围越广，金融机构越能找出受负利率冲击较小的业务种类，并降低其业务结构的中心调整到这些业务之上，使得其定价能力越强。同时，广阔的业务范围也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提出更多、更完善的避险方案，为投资者的避险需求提供更多的顾问服务。正是凭借其业务多元化优势，瑞银集团更容易拓展国外贷款业务，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也更容易拓展外汇、利率和信贷领域的顾问业务，以获得更高的顾问收入。
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推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并不大。瑞银集团的经验，主要是证明负利率政策效果有限、避险需求仍有价值，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需重视业务多元化建设，尤其是顾问等投行业务。
负利率政策效果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带来基础货币的投放。总体来看，不伴随基础货币投放的负利率政策更类似于税收，不但难以起到扩张作用，反而可能因金融机构对资金成本的转嫁而呈现紧缩效应。欧元区、瑞士等经济体的负利率实践也表明，负利率政策对信贷增长刺激不大，只是对债券市场有较大的冲击。对于货币当局而言，无论是应对通货紧缩，还是缓解货币升值压力，负利率政策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具备实施价值。
避险需求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避险需求带来业务与利润，二是避险需求使高风险的自营业务得以收缩。货币政策并不会消除投资者的避险需求，反而会因政策风险而催生更高的避险需求，这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投资者的服务，尤其是规避风险的相关服务变得更有价值，中国金融机构在拓展海外业务时，可对此类金融服务给于更高的关注。避险需求的存在，也使得衍生市场的投机需求有所下降，与衍生品相关的自营业务收益随之下降，银行业金融机构得以顺势收缩自营业务，降低经营风险。
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可以给银行机构以较高的业务调整空间。面对政策冲击，银行机构可以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来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但是，瑞银集团的经验表明，业务多元化还需要具备三个能力。一是特定业务的开发与拓展能力，以在负利率环境下开发满足避险需求的业务种类，并能在支撑这些业务在较短时期内的快速增长。二是国外业务的经营与拓展能力，以在全球范围寻求较为有利的信贷市场，并通过国外业务的扩张有效克服本国的货币政策风险。三是金融市场的分析与顾问能力。面对国外的负利率环境及相关风险，投资者更需要解决方案，这要求银行机构从资本驱动向知识驱动转化，依靠金融市场的专业知识向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分析与顾问服务。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东北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