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湖南省文联与省剧协联合推出了广播剧《铁槟榔》（以下简称《铁》剧）。该剧以真实存在过的“僧侣抗日游击队”为本事，塑造了多个鲜活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僧侣英雄形象，以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浓郁的乡土风格和传奇色彩受到好评。该剧无论对于缅怀“僧侣抗日游击队”这支特殊的抗日队伍，还是对于发掘爱国主义资源、弘P本土文化，以及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回应、针砭一度存在的部分抗战题材作品“去历史化”“反历史化”和胡编乱造“神剧”等不良倾向，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杀生与杀贼
“戒杀生”是佛教的一条重要戒律，出家人一方面秉持佛家“戒杀生”的律令，另一方面却为了保家卫国走上杀敌的战场，当其周旋于刀光剑影之时，内心必定有过信念的纠结、挣扎。《铁》剧围绕杀生与杀贼这对看似矛盾的概念展开剧情，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完成了觉悟大师、马福、义真、弘莲等僧侣英雄形象，弘扬了民族大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凶残暴虐的妖魔本质。
剧中马福、义真亲人被日寇害死，他们对家仇国恨有着最痛切的体会，所以他们在僧侣游击队中最早最坚定地走上抗日道路。但他们要抗日，除了最朴素报仇雪恨观念，更是深刻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使然。马福对众师兄的两问，“我们虽然出家，但能出得了国家这个家吗？”“国家都没了，哪会有我们的安身之庙？”正是其强烈家国情怀的表现。弘莲是剧中表现“杀生”与“杀贼”矛盾纠结的代表，他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又虔诚向佛，杀生的戒律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同时，在日寇没有杀害方丈觉悟大师之前，他对日寇“贼子”的本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直到方丈被日寇烧死，弘莲没有尽到保护师傅的责任，他才发出了“我要杀了龟田”的怒吼，实现了认识的升华、思想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基于对日寇本质的认识，也是对惩恶扬善、普渡慈航的佛理认识的深化。
真正深刻把握和阐明“杀生”与“杀贼”关系的是方丈。《铁》剧开端就借觉悟大师之口，点出了周恩来在南岳游击训练班号召宗教界人士“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参加抗日救亡。周恩来的八字指示生动体现了我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僧侣抗日救亡队则印证了这一号召的科学性和感召力。可以说，“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正是《铁剧》的核心题旨，剧中两处由觉悟大师阐明僧人不应杀生，却应当杀贼，杀贼正是成佛之道。开头部分觉悟大师用周恩来的指示和达摩祖师惩恶扬善、斩妖除魔才成佛的道理，引导众弟子走上抗日道路，并亲自为这支抗日队伍命名――铁槟榔僧侣抗日救亡队。结尾部分，觉悟大师借与龟田论佛，既稳住了鬼子，又义正词严地阐明了“杀生”与“杀贼”的天壤之别的内涵。他指出，阿罗汉的本义就是杀贼，不杀尽贼子就成不了阿罗汉，并奉劝龟田放下血淋淋的屠刀，立地成佛。最后大师大义凛然地宣布，“我今天来，本来就没想活着离开”，被恼羞成怒的鬼子烧死。
解开“杀生”与“杀贼”之间的结，就赋予了僧人们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以正当性、正义性、合理性，成为剧情演进的一个关捩。
二、传奇与真实
“传奇”一词在古代指的是唐宋时期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或明清时期的一种长篇戏曲，现代则指长篇连续的英雄故事，情节曲折，然而又不特别离奇，讲述人或团体的历史或传说（或两者都有的）。传奇故事一般都以真实的人物原型为本事，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对英雄人物进行移花接木式的组装加工，带有浓厚的民间故事性和通俗化的曲艺说唱风格。
《铁》剧充分体现了传奇故事的特点。以马福和尚为首的僧侣抗日队伍真实地存在于湘潭一带，而僧侣身份使得他们在众多抗日英雄中显得十分独特，他们与敌人斗争周旋的手段也充分利用了身份的独特性。剧中两场大戏都扣住了和尚的身份来展开，“巧夺家丁枪”是方丈与众弟子巧借为宋财主三姨太做佛事的机会将宋家武器夺走；“掩护八路军南下支队东渡湘江”则依靠方丈与龟田谈佛论道，稳住城里鬼子。两场戏的高潮部分又巧妙利用了日本鬼子自称信奉佛法这一特点，第一场戏眼看宋财主的汉奸儿子就要开箱验枪，是龟田和宋财主的迷信为马福他们的撤离赢得了时间；第二场戏中方丈与龟田谈佛，为八路军渡江赢得了时间。大戏中穿插介绍的小戏“巧护达摩石”也是对和尚身份的巧妙利用，“借乌云，蔽敌眼，踩高跷，举雷神，着僧服，朗佛经”，鬼子一见以为达摩祖师显灵，吓得屁滚尿流。
僧侣抗日救亡队的故事具有传奇性，《铁》剧的表现形式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剧中不仅穿插了莲花闹、数来宝等说唱词，一些台词、说白也有明显的曲艺说唱风格（如“打穿插，出其不意；突重围，总有妙棋”）。然而总体上该剧却有着史剧的性质，贯彻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首先，《铁》剧的主体情节是真实而有史可稽的。这群抗日僧侣的首领马福有人物原型――碧吾和尚马阳德，剧中还通过方丈之口道出了他的法名；游击队掩护配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东渡湘江北返，也是历史事实；剧中涉及的地理（如湘潭十八总码头、板塘铺、潭衡路等）、风俗（湘潭人爱嚼槟榔，还有槟榔节等）都非常真实。虽然剧中也有游击队巧护神石等以虚构为主的情节，但剧中明确交代这次斗争主要是“利用天时地利，借闪电，布炸弹，吓得鬼子滚了蛋”，与当下一些抗战神剧“手撕鬼子如撕包菜”“手榴弹炸飞机”“射出子弹180度转弯”等胡编乱造、极度娱乐化、低智化倾向的不可同日而语。
三、历史、非历史与反历史
《铁槟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僧侣抗日救亡队的领导，秉持了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待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地位问题上，一些人存在偏颇的认识。如果说，我们曾经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有过忽视或否认，那么现在一些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整个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产生怀疑，还列举种种数据，来证明国军抵抗和消灭了最主要的日军，认为中国抗战主要是国民党的功劳，甚至重唱当年国民党政府诬蔑共产党的“游而不击”论调。这是对这段历史的严重误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全国性政权，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主要抗击任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害怕人民起来抗战，几次掀起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在抗战中妥协、投降、发国难财和胜利前后的急速腐败，都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主要在敌后牵制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但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则渗透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乃至全国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壮大，正是其“猿挚拐剑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政策与策略深得人心的结果。“铁槟榔”这支游击队通过湘中抗日指挥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特殊抗日武装，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法宝的伟力。
诚然，“凡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历史贡献的英雄，都应得到尊敬、受到颂扬，被人民记忆、由文艺书写。”（《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只要是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人物，不管属于何党何派，都是民族英雄，都可以用文艺作品来表现和讴歌。我们应该以文艺作品讴歌一切民族英雄，但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把调子唱歪了。
四、为湘潭槟榔与湘潭人立传
槟榔作为热带亚热带植物，其果实却在湘潭落户生根，成为湘潭人、湖南人尤其是男人们的“最爱”，大有与香烟等嗜好品争高下的势头，这是一个奇迹。相应地，槟榔的制作加工也成为湘潭的重要产业。80多年前湘潭人黎锦光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了《采槟榔》一曲（殷忆秋填词），经明星周璇演唱，迅速唱红上海滩。到八九十年代，这首歌又被众多明星翻唱，成为至今传唱不衰的老上海流行音乐。黎锦光创作《采槟榔》，肯定是有感于家乡人们对槟榔的嗜好，也应当包含着为湘潭槟榔宣传、立传的意图。
如果说《采槟榔》到底还是一首情歌，槟榔在歌中只是男女之情的媒介，《铁》剧为湘潭槟榔立传的意图可就强烈得多了。剧中，“铁槟榔”与僧侣救亡队队长马和尚、与整个救亡队乃至一切血气方刚、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湘潭人合为一体，槟榔的色、香、味、质和驱疫、激发斗志等特殊功效，象征着湘潭人的“血性和越挫越勇的本真”。槟榔在《铁》剧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式的“角色”。试看剧中写槟榔的几个段落：
主题歌中的插念部分：“黑呦呦的槟榔，苦涩涩的香，苦涩涩的槟榔，蹦出个马和尚。”
开头部分的说白：“湘潭又是一座槟榔文化的名城，《采槟榔》之歌，情趣盎然，旋律优美，至今还在传唱。湘潭人嚼槟榔，能嚼出文化、嚼出血气方刚。”
义真的亲人都被日寇炸死，马福安慰义真说：“我们湘潭人是有血性的，嚼口槟榔，忍住疼痛，一切都会过去的！”
还有槟榔节上的莲花闹：“湘潭人，嚼槟榔，婆婆佬佬年轻小伙细伢妹仔，个个都是槟榔王。望着槟榔眼放光，口含槟榔喷喷香。嚼得腮帮子往外鼓，嚼得血性也方刚。越挫越勇是本真，嚼出犟劲斗志强。”
剧中还写了王震、王首道嚼槟榔，写了鬼子队长龟田被槟榔卡住喉咙。更重要的，是交代了马福和尚挂的那一串血槟榔佛珠，血槟榔是家仇国恨的象征；血槟榔也是铁槟榔，是湘潭人性格的象征，是与日寇战斗到底的无声誓言。
槟榔与湘潭人的遇合，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铁》剧为槟榔立传，其实是为血性湘潭人立传。由此看来，《铁》剧是一部有着浓郁湘味的广播剧，也是一次打造地方文化名片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