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生态翻译学核心概念之一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由原文、源语和译语三者共同作用下所呈现的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相交织的“世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以及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度，直接关系到译作的成败。鉴于毛泽东诗词外译在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文章从语言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三个维度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选择；适应
中图分类号：H08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8）01-0089-04
Abstract： As the core concept of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refers to “a world” collectively composed of the source text，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a world” where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duce good translation， a translator is supposed to not only adapt to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but also make adaptive selections about it. In view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Mao’s poems translation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icitly explo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Mao’s poems transl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linguistic eco-environment， cultural eco-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eco-environment.
Key words：Mao Zedong’s poems；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Selection； Adaptation
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句气势磅礴、宏伟大气，生动而凝练、浑然如一体，引中国古典诗词于无形，扬中华民族精神于有形。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以诗词为媒介，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向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传递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诗词宛如一幅展示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着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情感及理性。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用翻译这一文化传播方式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毛泽东诗词中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翻译学及翻译生态环境
基于“关联序链”中所体现的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关性，及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似性和同构性，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2001年在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出了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这一跨学科研究的理念。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纵观的跨学科研究[1]5。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为主要框架，将之与翻译活动规律相关联，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崭新的翻译学理论[2]1。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即译者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并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源语和译语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根据胡庚申教授的观点，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由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共同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和委托者等多重要素互联互动的整体[3]。由此可见，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维度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集合，这些因素此消彼长地一同制约着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并成为考量译者译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当译者通过“汰弱留强”最大限度地适应源语生态环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对译语进行优化选择时，由此而产生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作，被认为是最佳翻译[4]4。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双向支配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在第一阶段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作出选择之后，译者便成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源语生态环境不断适应，并在第二阶段转变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结合译语生态环境对译语作出选择[4]3。译者既受到源语生态环境的制约，又对译语生态环境有所支配。因此，译者既要适应多元维度的源语生态环境，又要对译语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适应”与“选择”这两个动态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不断交替循环再现的过程[1]8。由此可见，对翻译生态环境的解读是否全面而准确，将直接影响到译作的质量。
本文拟以几首毛泽东诗词英译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进行进一步解读。
二、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诗词，并将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及历史典故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巧夺天工、浑然一体地融入诗词创作之中。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在毛泽东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诗词充分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并创造性地将古典诗词中常见之物、常见之景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体现了将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博大胸襟和伟大魄力，并注入了他运筹帷幄的智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维度的，其中有语言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等。因此，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对源语生态环境解读是否全面而透彻，能否从多维度υ从锷态环境作出“选择性”适应、对译语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 （一） 语言生态环境
译者在语言生态环境维度进行适应和选择时，需要考虑到双语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如语序、用词）、音韵等多方面因素。下面以《采桑子・重阳》为例对毛泽东诗词翻译语言生态环境进行解读。
采桑子・重阳一九二九年十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THE DOUBLE NINTH
―Tune： “picking mulberries”
Nature does not grow old as fast as man；
Each year 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
And now 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
How sweet are the yellow flowers on the battleground！
See autumn reign with heavy winds once every year，
Unlike springtime.
Far more sublime，
The boundless sky and waters blend with endless rime.
―― tr. by许渊冲[5]19
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中的第一句“人生易老天难老”，是汉语中先抑后扬的一种表达方式，看似把“人生易老”放在句首，实则是为了突出“天难老”的观点。汉语受中国人主体思维习惯的影响常用“人”作句子主语，而英语则受西方人客体思维习惯的影响更倾向于以“物”作句子主语。许渊冲译本中将Nature而不是Man作为句子的主语，将这一句译为“Nature does not grow old as fast as man.[5]19”既是对源语语言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又是对译语语言生态环境的最优化选择。原文和译文的第一句分别是汉语曲线型思维和英语直线型思维差异在语言生态环境中的最佳体现。毛泽东用“人生易老”来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客观事实，又用“天难老”来表达宇宙间事物生生不息、光景常新的客观规律，其用词之精准在“难”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天“难老”而并非“不老”，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正符合了毛泽东矛盾对立而统一的辩证观点。因此，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显然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Man ages all too easily， not Nature.”更能准确体现对原文中“天难老”的诠释，这一“适应性”选择也是对源语语言信息的最优化传递。
从韵律的角度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留了格律体这一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征，在音韵层面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源语语言生态环境。如原文中两段的第二、三句（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都用了叠字叠韵的语言技巧，译语中分别用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和springtime/sublime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源语生态环境中的音律美。从诗词中每一句最后一个字的声调来看，原文两段声调呈平行结构（老-阳-阳-香，劲-光-光-霜）：仄平平平，韵律整齐，读起来不仅气势恢宏而且朗朗上口。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这一首词时巧妙地运用了英诗abbb韵式（man-round-round-battleground， year-springtime-sublime-endless rime），又一次使源语语言生态环境在译语中实现了完美“再现”，即译者在适应源语语言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选择了最能再现源语作为诗词体裁之韵律美的译语，从而在语言生态环境的维度体现了对译语最大限度的“适应性”选择。
（二） 文化生态环境
在翻译时译者不仅要注重源语语言信息的传达，还需兼顾源语与译语在文化性质和文化内容上存在的差异，既适应源语的文化生态环境，又x择适合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的表达方式，以实现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2]136。如果说译者通过在语言生态环境维度的适应与选择，实现的是译文与原文的“形合”，那么在文化生态环境维度的适应与选择，实现的则是译文与原文的“意合”。文化生态环境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如地理文化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典故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下面以毛泽东诗词《七律・答友人》及其译本为例对毛泽东诗词翻译中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进一步阐释。
诗词《七律・答友人》第一句中所提到的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城南六十里处。《水经注》云：“九嶷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嶷山。”《九嶷山志》载：“万历旧志曰：诸峰矗起形状相似，难于辨识者，故名九疑。”根据史料记载及景区地貌介绍得知，九嶷山，九峰矗立，舜源峰居中，娥皇、女英、桂林等八峰拔地而起，它们形状相似，让人难以分辨。因此，此处九嶷山译为Nine Mysterious Peaks[5]98，是对源语地理文化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可以让译语读者从译文中所获得的文化信息迅速了解到九嶷山的名字由来，相比之下，这一意译的方式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音译方式Mount Jiuyi更能传递源语地理文化生态环境。
再以《七律・答友人》第二句“帝子乘风下翠微”为例。《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藏于江南九嶷。”古代传说尧帝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同嫁舜帝。舜南巡死于苍梧，即葬于此山南麓，于是娥皇、女英二妃千里迢迢前来寻觅，但由于九峰相仿，令人疑惑，钟未得见。许渊冲译本中将“帝子”译为two Queens，虽然精简明了，但不足以使源语中的传说文化生态环境在译语中得到再现。因此，笔者认为不妨在译文后采用加注的方式，如Two queens：Legend has it that E Huang and Nu Ying， the two queens of Emperor Shun， came to Nine Mysterious Peaks in the south of Hunan Province to look for their husband， who is said to have died and be buried during his inspection trip in the south. 这样的注释方式虽稍显冗长，但对原文中的典故生态文化环境在译语中的再现，及译语读者进一步理解下文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能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 又如，诗词最后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的芙蓉国一词，是源语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最佳体现。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诗曰：“秋风万里芙蓉国。”芙蓉，即荷花，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故称芙蓉国。许渊冲译本将其译为Lotus land显然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the land of hibiscus更为合适、更能使译语读者体会源语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以上案例表明译者只有在深谙源语文化背景并对其进行“选择性”适应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即选择译语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源语文化内涵的精髓。
（三）政治生态环境
根据英国哲学家John 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说话者在施言时执行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其中言外行为是指通过言语表达说话者行事意图的行为[6]。在言语行为力量的作用下，诗词也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作者的行事意图。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译者需要适应源语的政治生态环境，了解诗词创作者当时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在深刻理解原作言外行为的基础上，使用“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准确传递诗词的交际意图，使原作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意识形态得以再现。
以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为例。诗词中有一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作者毛泽东曾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诗词批注道：“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7]由此可见，原文中所提到的“东国”其实指日本，该诗句中作者的行事意图并不是真的把昆仑山分为三截分别赠予英、美、日三国，而是要借助想象的力量想象地表达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这才是诗句中所蕴含的交际意义。基于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比较不同译本，便不难发现Hua-ling Nieh Engle和Paul Engle译本中将该句译为“Give one piece to Europe， send one piece to America， return one piece to Asia.[8]”显然有不合适之处，特别是return one piece to Asia中的return（归还）和Asia（亚洲）未能准确传递作者的行事意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误读。许渊冲译本中将该句译为“I woul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5]53”其中，将“东国”译为“the orient”，“还”字译为“leave”，更能准确体现出源语作者的本意，也更能凸显译者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由此可见，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必须根据文本所要传递的交际意图来确定他所要转换的语言信息[9]。只有在了解了原文中所蕴含的政治生态环境后，才有可能选择更合适的译文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得以更准确的传递。
三、结语
由于翻译生态环境是多元维度要素并存下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最佳翻译”必然是译者在对多元化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时综合多元维度要素并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结果。作为中介和桥梁的译者，只有在理解、尊重翻译生态环境并不断在源语生态环境和译语生态环境之间进行“适应”与“选择”的反复切换，才有可能通过译语最大限度地还原源语语言、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实现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的互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熟悉源语和译语的语言结构特点，还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各自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以及双语各自所蕴含的深层交际意图。如何在多元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取舍，进行“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将是每一位译者需要用一生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2]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x[J].中国翻译，2008（6）：11-15.
[4]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5] 许渊冲. 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纪念版）[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6] Leo Hickey.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8：11.
[7] 张友平，张静思. 毛泽东诗词全新对照译文[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4.
[8] Hua-ling Nieh Engle，Paul Engle.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M]. London： Wildwood House Ltd.， 1973： 53.
[9] Peter Newmark. About Transla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