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险公司审核相关权利人的义务加大 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如明确指明了受益人，发生理赔时，受益人仍生存，则受益人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得到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只需核对受益人的身份证明即可，处理起来会很简单。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将受益人填定为 “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保险公司应按《继承法》的规定进行给付：首先要看被保险人有无遗赠抚养协议、遗嘱和遗赠，然后才能按法定继承进行给付，给付时还负有核对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的义务。
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会很谨慎，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就会遗漏继承人，损害相关权利人的合法继承权，如果补救措施不到位就会置身于被保险人的继承纠纷之中。案例二：于某于2001年4月为自己投保了终身寿险一份，疾病身故保险金额2万元，受益人填写为“法定”。
2009年5月于某因病身故。其长子、次子向保险提出了索赔申请，保险公司核实后向二人履行了给付义务。
给付后发现于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其第三子于1998年因车祸死亡，遗有一个5周岁男孩。根据《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的规定，于某的女儿也有继承权；根据《继承法》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的规定，于某第三子的儿子也有继承权。
保险公司在给付于某身故保险金时未尽核实继承人范围的义务，有遗漏法定继承人的行为。
2、“法定受益人”与“法定继承人”混同出现的问题 长期寿险保单在各家寿险公司的保单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终身期限保单又占长期保单的很大比例。随着时间的变迁，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家庭结构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如婚姻、生育、死亡等因素都可使其家庭结构产生变化。
如不明确指定受益人，仅约定受益人“法定”，把“法定受益人”混同为“法定继承人”理解，就会使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金领取人处于不确定状态。比如对于婚后投保，离异后再婚者，如果将其所写的“法定”理解为投保时法定，则其前夫（妻）有得到保险金的权利；如果理解为出险时法定，则其现任夫（妻）有取得该保险金的权利。
持不同观点的人处理这个问题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如依投保人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说，前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投保人希望按投保时自己的家庭状况确定受益人；但在寿险理赔实践中，按法定继承来分配保险金是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此时的“法定”会因被保险人家庭关系的变化而与投保时的“法定”不同，从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受益人可能与合同订立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期望的受益人大相径庭，保险金的兑现可能与当初签订寿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愿相悖。
3、受益权、继承权在保险金给付上的差别 受益权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前对受益人来说是一种期待权，在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死亡后这种期待权就转化为受益人的现实财产权利。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明确指定了受益人，则其他人不能基于与被保险人的债务关系对保险金提出要求，也即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在其死亡后应转化为受益人的财产。
其他人如果基于与被保险人的的债务关系而要求得到该笔保险金实际上是损害了受益人的合法财产权。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将受益人填写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则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应视为其遗产。
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如被保险人生前有未缴纳的税款或负有债务，则相关当事人可以依据《继承法》中的规定对被保险人的遗产提出先予清偿要求；因为是遗产，被保险人死亡前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对自己的死亡保险金进行处置，保险公司给付时还负有核实有无遗嘱及遗嘱真实性的义务。 案例三：李某于1998年为自己投保了终身人寿保险一份，身故保险金额5万元，受益人指定为自己的女儿左某。
2009年10月李某因疾病身故，保险公司准备给付左某5万元保险金之时，接到了法院冻结李某5万元身故保险金的《民事裁定书》。经了解得知李某生前做生意时曾向高某借款3万元，高某曾多次向李某索要未果，李某死后，高某打听到李某有5万元身故保险金，为讨回自己的3万元钱，高某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并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
案件后来在保险公司交涉之下，法院发现案件处理有误，及时进行了纠正。 综上所述，投保单上“受益人”一栏填写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会导致没有指定受益人的后果。
理赔时不仅增加了保险人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的难度，而且有可能违背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时的保障设想。因此，投保人寿保险时，明确指定受益人是非常重要的。
注：本文所提及受益人均指狭义上受益人，即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