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赛珍珠在其创作的儿童小说《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中，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爱学习、爱劳动的中国男孩于兰的形象，和一个了解中国人、乐于帮助中国人的美国士兵吉米的形象，打破了中美两国人对于彼此的刻板印象。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来看，该书表现了赛珍珠力图消除文化偏见、提倡文化移情、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推崇多元文化求同存异的思想，使她无愧于“文化人桥”的赞誉。
关键词：赛珍珠；文化偏见；文化移情；文化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曾在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异邦客》、《东风・西风》在世界范围流传甚广，但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却鲜有人关注与研究。赛珍珠在其儿童文学中多次将中国设为故事背景，细致描写中国的人民、社会与文化，其目的就是希望美国的儿童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从小就对中国树立正确的认识，了解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度的真实状态，以消除文化偏见，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她创作的《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就是一个范例。该书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国乡村男孩在美国士兵吉米帮助下实现自己飞行梦想的故事，描绘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通过塑造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爱学习、爱劳动的中国男孩于兰的形象，和一个了解中国人、乐于帮助中国人的美国士兵吉米的形象，打破了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刻板印象。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学关于文化偏见、文化移情和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等理论视角，对该文本进行解读，揭示赛珍珠力图破除文化偏见、提倡文化移情、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推崇多元文化求同存异的思想，说明她真的无愧于“文化人桥”的赞誉。
1 . 破除文化偏见
“文化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Plotnic和Mollenauer把“偏见”定义为对另一群体的人的不公正、有偏向的、无法忍受的观点或认识。在人际间或国际间背景下，偏见包含不同程度的敌意，会带来负面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影响跨文化交际。在我们实际交流中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平等的态度，即它是“后天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人们习惯于用一贯（消极的）方式对待某一特定的人群或事件”（Chen & Starosta， 1998： 40-41）。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都是不讲文明、愚昧无知、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认为中国也是一个劣等、落后、腐朽的民族。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一群蛮横、霸道、不讲道理，自以为是的洋鬼子。如此一来，刻板印象逐步转化为文化偏见，随之产生消极的态度、厌恶甚至怀有敌意。对此，赛珍珠有自己的看法，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于继增，2007：52）。为此，赛珍珠在其多部作品中运用细腻的笔触构建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她创作的儿童故事《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 . 提倡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cultural empathy）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双方语言以及感情的桥梁，是双方进行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跨文化交际作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从一般的符号信息的交流到深层次交流的情感的融合和沟通活动，十分需要科学的文化移情，即需要交往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虽然各民族在社会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民族特质，在跨文化交际中各自具有长期形成一定的语言、交流和交际模式，这些相对固定的模式不可能轻易地改变，这样的状况往往会导致彼此之间的文化障碍、误解甚至冲突，但是文化移情的运用是可行的。因为“移情”所强调的是不一定必须具备对方文化的所有知识，而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有的宽容态度。
在《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中，美国飞行员吉米就成功地通过文化移情实现了与中国人的友好交流。首先，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吉米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帮助中国人民，可见吉米是一个对中国没有偏见，无私奉献的人。其次，吉米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Jimmy used chopsticks very well， and in fact he had made himself so much at home that they all loved him and tried not to think about his queer eyes and hair”（Buck， 1945： 33）. 吉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当他第一眼看到于兰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惊讶，而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交谈并礼貌地提出去他家吃饭的请求。他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的朋友，努力使自己融入到中国人中。在于兰家，他告诉大家，他在美国的家和于兰家一样，是个有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的大家庭，且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相亲相爱，这一下就拉近了两家人之间的距离。吉米甚至邀请于兰一家去他家做客，进一步增进两家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面对于兰，吉米想起了自己的弟弟Tom，觉得“the two boys looked alike”（Buck， 1945： 41）。他理解于兰的飞行梦想，最终在于兰的请求下，安排于兰去了成都的飞行学校，并向于兰的家人承诺，他会像照顾弟弟Tom一样地去照顾于兰。尽管吉米与于兰拥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但双方对彼此文化都表现出了宽容与大度，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赛珍珠之所以会塑造吉米这样善于跨文化交际的人物，是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对中国人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她曾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与美国人一样，辛勤劳作，生儿育女，尊老爱幼，惩恶扬善，具有人类共同的基本生活常识和道德伦理观念。她尊重并热爱中国文化，同时也希望让美国人明白，人都具有普遍的人性，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是相互平等的。只要彼此都能够适当地、准确地运用文化移情，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3 . 反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
赛珍珠认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于兰：中国的飞行男孩》中，当于兰看到金发碧眼的吉米外表完全不同于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乡亲们时，虽然惊诧，却并没有走开。他们有了如下的对话：
“What’s your name？” Yu Lan said.
“Jimmy Smith，” the man replied. “My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My home， the town of Milford， in Ohio.”
“You are Mr. Jimmy.” Yu Lan said. “No， either Mr. Smith or Jimmy，” the man corrected him.
“Why not Mr. Jimmy？” Yu Lan asked， surprised.
“In my country，” Jimmy Smith explained， “we put the family name last and a fellow’s own name first. Thus you would be called Yu Lan Kung.”
“How silly，” Yu lan said， “when I am Kung Yu lan！ My family name comes first， because the famil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rson.”
“Ah，” the man said.
“We think the pers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amily. So I am Jimmy Smith.”
“Shall I call you Smith？” Yu Lan asked.
“No. Jimmy，” the man said.
“You have mixed me all up，” Yu Lan declared.
“Forget the last names，” the man suggested. “I am Jimmy. You are Yu Lan. Where can I eat？”
“There is no place to eat，” Yu Lan said， “but my mother makes good meat rolls.”
“Please lead me to your mother.” Jimmy said.
上面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人在姓氏排序方面的差异，还揭示了他们对于个人和家庭重要性的不同看法。人类学家Hall根据不同文化中人们在表达时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把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大体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Hall， 1976： 57-58， 39， 58），而中国与美国正好分别属于高低语境天平的两端。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的是“大一统”、“和为贵”的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他人取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多地把家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低语境文化中的美国人则显示出高度的个体化，更多的强调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家族的力量。
故事中，于兰的父亲常常把儒家圣贤的话作为名言挂在嘴边，于兰从不与父亲争执；而吉米却说他父亲作为受西方政治制度影响的美国人爱讨论的是民主与共和，他也总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刚认识于兰，就要求去他家吃饭。面对主人一家，吉米毫不客气，端起碗筷，就狼吞虎咽。“…and in fact Jimmy had made himself so much at home...”（Buck， 1945： 33） 后来吉米把降落伞上的白色丝绸送给于兰，希望他母亲可以用这些丝绸给他的妹妹做件新衣裳。结果：
“But it’s white.” Yu Lan objected. “There the girls only wear white clothes when somebody is dead.”
“Tell your mother to dye it red， then，” Jimmy said. “Our girls dye it all colors.”
So Yu Lan folded the silk to take home.
（Buck， 1945： 39）
显然，赛珍珠让读者看到，中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
通过《于兰》这一作品，赛珍珠试图启示读者，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不同文化的人们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只有承认文化差异，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才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负面影响，才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进步。毫无疑问，赛珍珠本身掌握两种语言，拥有两种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的是在中美两国特殊的生活经历给了赛珍珠两种民族感情。这两种民族情感的交融让赛珍珠摆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惯有的文化偏见，所以她能以各民族平等的博大胸怀准确地把握中美文化的异同，用尽毕生的精力去沟通东西方文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给予的“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这个称号她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