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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大学生实现就业的过程也是其社会流动的过程。从社会流动视角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因素、自然因素以及教育因素。解决对策主要有：消除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转换成本；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组织人事制度；给予区域和产业间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扩大就业区域和容量；调整高校人才培养的思路和模式。
[论文关键词]社会流动 大学生就业难 归因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从某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变动现象。随着社会位置等级的升高，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也随之增加，故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更，也表现为个体社会角色的转换。由于在现代社会，社会位置及与此相连的社会地位总是与职业密切相联，因而随着职业声望的变化，社会流动便主要体现为个体在各种职业位置之间的变动。按照以上理论，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实现就业的过程也是他们社会流动的过程。因此，从社会流动的视野来探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一、社会流动视角下大学生就业难原因分析
(一) 社会结构因素：社会二元结构阻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呈现二元特征——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地区二元结构、体制内与体制外就业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即使流动，也有很强的单向性，即从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或乡镇容易，反之却很难。正是这种阻碍作用，使大学生高度重视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即一次性择业。一次性择业观念，必然会使大学生通过延长寻工期来增大成功概率。大学生在不同的城乡、地区、行业间就业，工资收益、户籍收益、社会保障收益等差别很大。就户籍收益而言，如果在大中城市就业而没有该市户籍，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仅子女人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多负担数百至数万元不等。就社会保障收益而言，由于行业性质、效益的差异，不同就业形式享有的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差异非常大。不同的就业形式，非社会保障性福利收益(如实物分配)、享有闲暇也不一样。这就导致大量毕业生对城市就业，尤其大城市体制内就业的过度偏好。比如，2010年国家机关政府公务员录用考试报名人数超过146万，报名人数与职位的比例高达93：10，报考者中应届大学毕业生是绝对的主力军。这说明大学生追求工作稳、地位高、待遇好的工作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说明他们在极力逃避社会二元结构给今后工作、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 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因素：“人情关系”干预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多少受其父亲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又影响其职业。而美国科恩的研究则发现，不平等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世代相传的，这种阶级差异进而影响到子女职业的选择。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格局时，曾经提出“圈子”概念，用以描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我国，一个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也就被各种伦理关系所包围，并要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来服务于这种关系。人情就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难以名状，却又很有约束力的义务。中国社会极为重视人情，人情贯穿着人的社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国社会传统的单元结构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但并没有演化为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依然保留着“圈子”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讲人情、拉关系。在现代制度安排的一套严谨而规范的资源分配系统之外，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传统特性仍然存在，并巧妙地作用于现代人的职业获得过程中。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自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三) 自然因素：区域经济及城乡发展不均衡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四) 教育因素：大学教育对大学生角色构建不足限制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二、社会流动视角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
(一) 消除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转换成本
第一，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大学毕业生到西部或乡镇就业，不一定要把户口迁移过去，户口本身也不应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自由开放的户籍制度无疑会降低大学生在两类市场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本。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要推行保障社会化，统一全社会基本社会保险标准，建立与劳动者工作所在单位、地区以及劳动者身份无关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个人账户，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第三，取消大学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大学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大学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大学生自由流动。第四，制定鼓励大学生创业、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就业的相关政策。
(二) 建立合理、科学的组织人事制度
减少“人情关系”对就业干预的重要措施是建立合理、科学的组织人事制度，这就是要实行“德为前提，能为本位”的组织人事制度，即公开选人，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唯情、唯圈；建立竞争上岗的优胜劣汰的岗位流动机制；对人和工作岗位进行科学测评，知人善任，合理分工；根据能绩大小实行奖惩；科学地将职权和才能功绩分开度量，明晰二者的界限和度量标准，充分调动职权和才能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信息透明化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公平行政的有力保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和透明会大大地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建立合理、科学的组织人事制度会从根源上防止利用关系以权谋私的行径。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地位升迁和职业流动问题。
(三) 给予区域和产业间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扩大就业区域和容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长期存在的，而人才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状况，这就更加促使大学生拥挤到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则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正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莱本斯泰因所言，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突破“临界最小努力”，一是要有一定规模的初始资本投资，二是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要超过人口增长率。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在劳动力剩余条件下，获取一定规模的初始投资的途径主要是引进外来资本、利用银行信贷创造资本投资、提高本地生产力水平以及加快本地资本积累等，这也是近几年各地行政领导特别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型城市已经突破各自的临界最小努力点，只要不加以抑制，就会自行发展。这种突破，部分是以国家、社会的支持，西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穷帮富”的形式实现的。而广大落后地区则没有突破临界最小努力，若政府不给予扶持，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从社会协调发展和注重公平的角度，对中西部、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加强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的财政支持，促使其突破最小临界努力，扩大就业区域和就业总量。只有广大中西部、广大中小城镇的经济得到发展，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大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大学生就业才不会集中于东部沿海和大城市，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大学生就业的紧张形势。
(四) 调整高校人才培养的思路和模式
高校要认真分析从就业状况和就业率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对学科专业建设、学生素质拓展等的不同要求，及时进行改革调整。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势，开展人才需求的分析预测工作。要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改革教学内容与方式，形成以教育教学改革为核心的自主适应机制。与此同时，要建立全程、全员、全方位的就业指导体系，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职业发展观的同时，进行有个性的“职业规划”、“职场定位”等就业指导。另外，要建立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为就业学生提供丰富、快捷、详尽、方便的就业信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