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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打”的原初语境与理论反打的界定
“反打”一词原出于电影界，原义指“电影观众沉醉于电影院的荧幕上的内容，忽然看到电影院正在播放的电影播放机，观众一下子从沉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换句话说原初的语境是指人们在欣赏电影思维或体验对象化时对对象化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的契机在于“播放机”的发现。把这种电影反打现象这种原初的语境运用到理论或学科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对理论“反对“的内涵和价值做如下的界定：
1．“理论反打”的双向聚焦性：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其视阈都直接或间接隐藏着对象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心聚焦视野与边缘模糊视野。“理论反打”要求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关注自己建构的或正在运用的理论范式也要注重它的异质性（主要的是对立性或冲突的）也就是在要求研究过程的视阈保持一种“明意识”的在场或进入状态自然同时，也要对自身所关照或审视的内容进行“潜意识”的不在场的保持一种警醒与发现倾向状态。从这个意义说，“理论反打”就是要在传统的视阈焦点之外设置一个异质的参照系性的视阈焦点，它大大减少了由于视线单调所导致研究对象的“遮蔽”，在这种去“遮蔽”的基础上，达到研究视阈的立体化与透视化，从而拓宽视阈有利于理论新生长点的发现。
2．“理论反打”是个立体动态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模式，动态是其存在的唯一生存态。故动态研究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立体分析是“理论反打”动态过程的必然要求，就如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时，眼球与电影荧幕的内容是动态协调的，而“反打”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回头”意识（即在用心欣赏电影荧幕的内容时回头去观照电影播放机的这样一种运行机制）
3．“理论反打”解构与建构性：“理论反打”的运行机制明显表现出解构与建构性两种不同维度倾向。传统理论研究往往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注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与舍弃的过程，这样势必自觉或不自觉的舍弃一些异质性的东西。而理论反打在建构的同时更注重解构。这种解构是保持永远建构的有效和必要途径，没有解构的建构必将是僵化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反打理论就是要在不停的解构中不断积极建构着。
4．“理论反打”的“和而不同”的品质：儒家代表孔子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反打过程中的“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播放机”回视式视阈）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他们之间在维度，方向，焦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甚至对立性的一面，但正是这种对立性才能确保理论研究的科学统一性，从而达到一种学术研究力的制衡。传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的分裂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论的深度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其理论各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的理论建构逻辑路径依赖往往先从极其抽象的假定或假说入手，然后朝着一个价值或逻辑取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演算。例如西方一些学者的一些人性假定：如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论，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说”，卡西尔的“符号论”等等。这样的学说理论固然很有个性、特色，但他们基本都属于一种“合同型”（与“和而不同式”对应）理论，虽然它能大大的推进学说的深入发展，但往往是一种“片面式”的深刻。首先，其逻辑起点往往是单质的带有一定主观偏见的倾向。其次其逻辑演算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逻辑目标或结论的奴隶，逻辑演算在为进行一种为了学说结论或目标的统一而以丧失自身独立性的逻辑辩护。“理论反打”正是在“合同型”理论不可避免的缺陷的语境中脱颖而出的。彰显着其独特的优越性的。“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是保持与时俱进保持其优越性的法宝。“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的动态协调生成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可贵品质。“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也集中的体现了歌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定律”的精神实质。
二、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前面我们主要就“理论反打”进行了一般性的界定和阐释。下面主要就比较教育学这一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反打”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确定“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是“合法”的。这里的“合法”语境是指某一方法或理论研究范式对某一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运用的效度和信度的合格性。效度用来检测某一方法论与研究目的目标的相关性，而信度是用来测量其可靠性，通常表现为同一条件下出现的重复率。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范式是当今比较教育学特别是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比较教育学普遍存在着一种“身份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合同式”的理论研究范式。它导致了研究者对比较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狭隘与遮蔽。
比较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元的，对话的，异质的，广延的。凡是一切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全纳进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的独特视阈中来。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把比较教育学当作一门学科不如当作一个研究领域，其实这正是说明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全纳性与广延性。纵观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从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起，经历了“借鉴时代”“因素时代”和“科学研究时代”（参照了佩雷迪的“三阶段说”），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别国的教育制度或学校教育本身到注重学校以外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这一切无不证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的同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翻新与开拓。比较教育学绝不简单等同于教育比较，比较教育的方法是独特的也是不断发展。而单纯的比较只是一种寻找异同的方法，它无法体现比较教育学的学科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比较有更广的更深的内涵，有自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综观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范式通常可以划分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激进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随着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合同式”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当今比较教育国际一体化、本土特色化、学科集成群落化趋势的日益突出，比较教育学的原始的学科特性（跨地域国别、跨历史、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获得了内涵式与外延式的拓展。这就要求一种统摄性的大比较教育学的理论思想进行规范，促进各种不同的范式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中的合法性集中体现在它对建构当代新的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效度高与信度强。因为“理论反打”直接弥补了传统的“合同式”的缺陷而且与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当代发展成高度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理论反打”是比较教育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时代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各种比较教育学学派和不同范式的对话与整合，形成更具强大的学术研究力的大比较教育学就必然要求实现“理论反打”。而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的信度，虽然暂时没有象实验科学那样已经实症过，但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具有较高的信度，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通过把“理论反打”应用到比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才能更见其真正的效度。下面一部分，主要就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做一下初步的设计。
三、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初探 1．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一直对自己“在手”的理论（或者说在自己研究中心视阈着力建构的理论）处于一种沉醉状态，只是在理论“失灵状态”下才主导的“中心视阈”进入到 “反打视阈”。失灵状态是起实现“理论反打”的契机，失灵状态是多样化的，通常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冲突，理论内部的冲突等。而这种由于理论的失灵而引发的“理论反打”往往是一种“震荡型”的反打，它容易导致在手的理论的震动与调整与大幅度的维修。例如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理论（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的课题）有些学者对此理论一直处于一种“在手”状态，一直处于青睐与嗜好的状态，一旦高等教育全盘市场化产业化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人文精神性等方面出现问题，这些学者心理就会产生一种震荡，从而不得不对“在手”的理论进行反打。这种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属于一种外部刺激而应急性的“反打”，它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其生产成本也非常昂贵。
2、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理论“上手”之前，就对即将“在手”的理论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对其对立性或潜在的理论危机有一种清楚的理性的理性认识。但随着该理论的上手成为“在手”状态，成为“中心视阈”从而逐渐丧失了“反打视阈”。这种理论反打实际上是一种递减型的“理论反打”。它在理论建造初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有利于理论的开放性的发展，具有较广的发展前景和比较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反打视阈”的缺失，其在手理论就容易走向一种封闭与狭隘，最终影响其发展前景。例如：在比较教育教学课程论上，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在形成实用主义课程论之前，他对历史上各派的的课程论都有比较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继承。但是在形成自己自己实用主义课程之后，就失去这些“反打视阈”特别是与其“做中学”“经验课程”等异质或对立性的理论的参照，最终导致起理论明显的缺陷。随着50，60年代，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杜威等进步教育理论在美国受大强烈的质疑和谴责。
3、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始终保持一种“反打视阈”，即在理论上手之前和上手之后一直始终对其保持一种“反观”“反打”。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反打”也是一种彻底和最有价值的“理论反打”。它能始终维持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与生长点的常新性，是保持比较教育学理论不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和而不同”的彻底的反打理论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开放的批判的科学的理论。这种“反打理论”对当今比较教育学的新建构与发展有着战略性的作用。尤其是对实现中国当代比较教育学的国际化与本土特色化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