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一见到台州检察院检察官王盛，就让人想起老舍笔下的人物马威，兜在上面的嘴唇儿“和他笑眯眯的眼睛正好联成一团和气”。
2月13日，这个像马威一样一脸和气的检察官作为浙江省推荐的唯一人选获得了最高检评选的“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称号。
陈佳曾和王盛在一个办公室一起办公，她最大的感受是“省力”，因为办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王盛。“老王，这个事情怎么看？”“我看看、我看看，好像哪里看到过规定。”然后王盛就开始哗哗哗翻资料。对此，王盛说：“我的性格有点急，可以马上办的事情绝不往后拖。”
问过王盛以后，心里就踏实
“不管什么事，问过王盛以后，心里就踏实。”陈佳说。
有一次，一个案件的承办人跑过来和陈佳讨论怎么计算非法买卖枪支中弹药的数量。陈佳认为只要鉴定出来是弹药即可，但办公室的另一个同事认为计算的是能使用的弹药，弹药有没有效必须要先实际使用一下。
几个人讨论了好久也没什么结果，于是承办人跑去问王盛。不一会，承办人就跑回来了，嘴里说着“老王就是老王，我们白讨论了半天”。原来王盛翻了翻鉴定意见，一查资料，公安部有过规定，明确写了只需要鉴定为弹药即可，不需要测试实际使用是否有效。在王盛的办公室里，他自己整理的法律法规资料被整齐地装订成册，经常有同事过来借阅。
谁也记不清“小王”是怎么成为“老王”的。“王盛是个厚积薄发的人，我2005年到台州检察院时，他就是一名普通的办案人员，基本上也没有获得过什么先进称号或其他荣誉。但慢慢地，他对证据的把握越来越准，庭审的表现也越来越犀利。”同事陈真说道。
陈真办过一个车撞人的案件。当时，被害人欠一个人债务两万多元，那个人跑过去要债，把被害人砍伤了，并驾车准备逃跑，被害人冲上来挡在车前，结果他直接撞了人跑了。案件的证人证言很多，但由于被害人和证人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并不完全可信。于是，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产生了分歧。
同行去现场查看的王盛提出，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关系到案件定性，这应当结合碰撞的部位和相对位置来进行判断。肇事现场遗留的痕迹并不多，通过和公安机关沟通，他们最后查清了碰撞部位是右膝膝盖。根据碰撞部位推断，只有汽车正面冲撞才能形成这样的损伤，这就说明在被害人冲过来时，犯罪嫌疑人看到了他而且没有采取避让和制动措施，最后犯罪嫌疑人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在案件事实判断和推理方面，王盛的思路特别清晰。”陈真说。
抓住每一个办案细节
让王盛崭露头角的是特大电信诈骗系列案件。2009年，一个台湾诈骗集团通过电话在全国各地实施诈骗，公安部非常重视，亲自挂牌督办，该案侦查终结后被指定由台州检察院办理。由于涉及人员众多，材料多到需要用推车来推，地上叠起的材料有一人高。被害人高达三百多人。
“我从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了。”王盛说，“由于整个诈骗窝点设在东南亚国家，在没有通过国际协助把诈骗集团全部端掉之前，国内的取证非常困难，案子因此也补充侦查了两次”。
整个电信诈骗人员结构十分复杂，打电话、取款、汇款，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打电话的集团基地设在国外，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主要是负责取钱的人。如何把整个案件的案情串联起来成了大问题。这对王盛来说是一个大挑战，阅卷、对账工作量都非常大，同一笔钱从一个账户出来，到另外一个账户，每一笔资金都要一一对应。
台州市院成立了办案组，王盛担任办案组组长。由于是个全国性大要案，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行的初查，各地的办案风格不一样，证据间的差异也比较大。王盛一方面要把专案组组员反馈的证据漏洞汇总起来，分析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他又要把这些证据漏洞和解决方法列成详细的提纲同公安机关进行沟通。“提纲上要列出需要补证的证据，包括侦查方向。”王盛说。这系列案件中有一个案件开了一个星期左右，一百多页起诉书读了一个上午，“前中期起诉的案件共有10多件，人员多达30人以上”。
2013年，王盛主办了温岭杀医案。当时，犯罪嫌疑人连恩青情绪特别激动，不停地主张自己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自认为是英雄，揭开了医疗黑幕。他多次提出医院忽悠他，比如专家用压舌板拨他的鼻子，而且CT片上每张的数据不一样，是拿别人的片子来冒充他的片子。还有CT片上的名字有三个，一个是“lian en qing”、一个是连恩青（真名）、一个是连恩清，“他认为你连我的名字都打错，那片子肯定就是错的”。
“提审时，他就拿了个笔套塞在鼻子里，以此证明自己病的很严重，还认为是我们阻挠了媒体，才没有报道他的‘壮举’。”王盛也感受到了来自舆情的压力，部分人认为是医院医疗行为存在不当，导致连恩青的病情加重，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患者的维权。
为了直观感受当时的案情，王盛接手案件后到温岭医院当地来回勘探了好几回。“公安移送过来的案卷材料，包括他的供述、目击证人的证人证言、案发现场监控录像等。作案过程的监控录像有，但是，他从医生办公室追出来，追到另外一个输液室，医生办公室距离输液室有多远，再如，连恩青从楼梯走下来，这个楼梯在什么位置，他怎样跑到另外的影像室，现场距离是多少，犯罪嫌疑人走的路线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口供、证人证言里，没有直观的感受。”
“王盛不仅去了温岭的当地医院好几趟，还咨询了精神病鉴定专家和医学专家。”在同事陈真眼里，王盛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办案细节。 一桩刑事案件，王盛把和案件相关的医学知识都梳理了一遍，每个可能被辩方律师提出的问题都准备了预案。“开完庭，旁听的外地律师也评价这个案件滴水不漏。”陈真说道。
既然发生了，就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来接纳
“其实王盛的家庭压力并不小，做出这些成绩非常不容易。”同事陈真说。
2005年，王盛的母亲出了车祸。肇事的车辆为了避让另一辆车将王盛的母亲撞倒了。“当时连哪个医院都不知道，我打车到了现场，周围的人告诉了我，我才找到。”王盛说。
王盛母亲的手术挺成功，但由于伤到了颈椎，体质受到了很大影响。
但这些家庭压力并未影响到王盛的工作。“我直到很晚才知道王盛家里的变故，他从未把家里的事情带到工作中来。”陈佳说，“他真的很坚强”。
2009年，王盛的儿子出生了，出生检查时很健康。但4个月的时候，王盛将儿子带到上海儿童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耳朵失聪，眼睛失明”。
后来，王盛一家又将孩子带到了广州治疗，当地专业医院检查后，认为他的耳朵和眼睛都没有大毛病，只是肢体运动障碍。医生解释可能是由于大人在怀孕期间感冒导致病毒感染了胎儿。
在此之后，孩子便一直在广州接受康复训练，直到近些年才接回台州。“现在基本上和正常的小孩没有大的区别了，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上小学的问题，怕正常学校不愿意接收或者会有歧视。”王盛说，“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只有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来接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榜样
“我们现在都不太喜欢高大全这个词，但是王盛这个人真的可以说是‘高大全’。”台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俞宙红说。
但在同事陈佳看来，王盛和以往那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典型”不太一样。“他的生活和工作符合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对一个榜样形象的阐释。一方面工作非常出色，另一方面，虽然他的家庭出现了不顺利，但他用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各个方面都照顾到”。
陈佳也见到过王盛脆弱的时刻。有一天，她上班时发现王盛常停的车位居然空了出来，而且当天王盛还要去开庭。直到8点50左右，王盛才匆匆忙忙赶到单位，看起来很疲惫、很紧张。开庭回来之后，王盛告诉陈佳，开庭前，自己母亲病倒了，送到了医院。“当时他看上去很无助，很心痛的样子。”陈佳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正常人”。
“面对困难，有的时候就是无法改变，只能乐观面对，争取一个积极的结果。”王盛说道。
“你表面看王盛，也是一个粗犷的男子汉，其实他的内心很细腻。每天下午4点，不管再忙，他都要打个电话回家，跟他妈妈说我回家吃饭或者我要加班不吃饭。”后来，王盛有一次说漏了嘴。原来王盛的父亲有糖尿病，需要打胰岛素，但他又不愿意上医院，所以王盛每天要回家给父亲打胰岛素，如果没空，就打电话给哥哥让他帮忙打胰岛素。
不过也有人“恨”王盛，那就是法院的书记员。王盛的每次出庭都会发表很多辩论意见，而且很多都是对对方律师的临场反驳，不可能事前准备。陈佳笑着说：“每次法院书记员看到王盛都害怕，话又多，语速又快，记录起来很痛苦。”
提起为什么选择检察官作为自己的职业，王盛笑着说只是因为自己是台州人，从浙大法律系毕业后，想找一个离家近可以照顾到爸妈的工作。“我的观念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生活的时候生活。尽量不加班或者把工作带回家。当然我内心是一个希望‘做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