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带给人创伤，战争背景下弱势的女性们无疑更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或要忍受身体被侮辱被征用之伤，或要面对家国取舍两难之境，或要承受于战争条件下谋生之艰，对于想要获得解放为国效力的女性们，出于女性的生理天性和情感特点，她们所要付出和要割舍的注定远比男性更艰巨。现代文学中抗日战争对于女性造成的创伤叙事主要表现为身体之伤、取舍之难和生存之艰。这三个层面的创伤叙事展现了战时状态下各种女性的悲剧命运，从中可以反思妇女在战争中受到的忽视。
关键词：抗战文学；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创伤
一、身体之伤
女性由于性别的原因，在战争中经常被看做男性掠夺的资源，女性的身体被强暴、占有，丧失了她们作为个体的自主权利，受到了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伤害。被强奸的失贞女性，最大的伤痛在于身体受到的侮辱再也无法被抹去，她们永远都被刻下了不洁的烙印，受人指点。如田汉《丽人行》中的刘金妹，被日本鬼子强暴以后，还要担心来自丈夫的责骂、惩罚而不敢回家；草明的《受辱者》中的梁阿开，被日本鬼子抓进慰劳队出来后，无法向众人坦白这段不洁的经历，出于生命的本能，编造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在时时担忧秘密被戳破的紧张状态下，还要忍受地痞流氓的敲诈。为了对抗传统的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被强暴的女性只能选择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复仇方式，用生命向男权交上一份答卷，才能获得男性的谅解，而不至于被封建男权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讨伐，永远带着镣铐生活。所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被敌人奸污了的李大嫂，看着被打死的孩子和情人，选择端起枪加入战斗队伍复仇而牺牲；柳青的《被侮辱的女人》中的赵宽嫂多年不孕，却在被鬼子强暴后怀孕，她感到屈辱，几次想要自杀被劝阻，终于当再次被鬼子强暴后杀死了腹中的“孽种”，以自残的方式摆脱那令人耻辱一生的生命印记。传统的男权规范加上战争的破坏性缩小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也更加加剧了女性的悲剧。而对于被征用的女性身体，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虽然被作家丁玲置身于民族主义的最高话语中，为革命队伍传递日军的信息情报，但由于以被日本人强暴而失贞的方式进行，村里人还是暗地孤立了她。贞贞从一开始的沉默、若无其事，试图与传统贞洁话语进行对抗的态度，在村民的窃窃私语中不断被提醒，终于被同化变成封建男权文化的屈从者，自己也认为“是一个不干净的、有病的人”，而她为民族革命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已经被大家视而不见。像这样的女性更多的是那些在战时暗线中获取情报的女性特工，她们用牺牲自己的身体为革命获取情报，如张爱玲《色戒》中的王佳芝为了伪装成麦太太做汉奸易先生的情人，而忍受其他人的异样眼光失身于有着性经验的、自己讨厌的梁闰生。女性身体的牺牲因为有着崇高的目的而可以说服自己，但是，“江山社稷是英雄们的，美人们可以为它服务甚至献出自己的姿色和生命，但是不能真正的参与，更不能分享这一切……又因为她们与敌国男人肉体上的关系，她们实质上被视为不洁之物，因此在大功告成之后她们除了消失之外别无选择”[2]。如徐圩《风萧萧》中“我”几次三番地劝诫白萍脱离舞女的社交场一起到后方去工作，其虽然心动，但也清楚自己的角色并不被自己掌控，也因风月生涯的“名声”不好，而再难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只能以钟爱银白色表示自己内心的纯洁，在银色的房间里孤独地淡淡地忧伤。为了民族的革命事业，她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她们真正牺牲的东西也只能独自承受。
二、取舍之难
取舍之难，在于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家庭、性别的冲突，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战争的破坏性构成了非此即彼的残忍的二元模式，对于她们来说，两方都是无法割舍的，这种家国两难全的选择模式典型地体现在民族主义和亲情与爱情的较量上。虽然最终她们大都选择了民族主义，但是却生生被剥夺了情感，她们为此所付出的精神损耗是无法言喻的。对于一位女性来说，最为痛心的就是要在亲情和抗日事业之间做出的选择，这种抉择也加剧了悲剧美学的张力。艾芜的《受难者》中的尹嫂子就面临这样的处境：一面是领着日本人上山来的丈夫，一面是救了自己和五个孩子们的村子里的好人们。她不愿双方任何人受到伤害，但是战争的残酷使她无从逃避，最终在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后还是告知了村里人敌情。但就在村里人庆祝他们战胜敌人获得胜利的时候，尹嫂子却在悲伤地哭着她的被村民打死的丈夫，为自己做出的害了丈夫的选择而愧疚，也为自己和五个孩子的将来而担忧。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如果个人为小家而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是要受到集体主义谴责的，但个人为了集体而做出的牺牲似乎却无人问津，由此可见战争中民族主义的至高无上性和残酷的一面。同样，在韦明的《母与子》和草明的《疯子同志》中，战争使母亲的角色也不得不分裂：一面是血浓于水的儿女们，一面是维护民族主义的正义性。王老妈无法做出选择，只能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创痛而昏厥过去。李慕梅选择了维护革命事业的纯洁性，也因拒绝治疗患了天花的女儿而深深自责发疯。战争使得一位女性在干革命和做母亲之间不能兼得，必须做出取舍，虽然选择了代表国家大义的民族主义，但是为此所承受的痛苦却使她们昏厥、疯癫，由此可见战争对于女性，特别是母亲的残酷。除了亲情，对于青年女性来说，爱情也是在战争环境中不得不进行取舍的一个方面。如郁茹《遥远的爱》中的罗维娜在固守个人甜蜜的小家庭和参与民族救亡运动的选择中的挣扎：一方面是爱人高原尽心尽力营造的小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一方面是从小受到的来自母亲和哥哥要报效祖国的教育。最终她选择从家庭中出走，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只是，脱离家庭的她既无法完全逃脱高原的爱的陷阱，又为自己的软弱而痛恨不已，最终在不断地自我检查、自我反省中坚定了自我追求，剥离了自身的情感和爱欲，完成了从爱国女青年到坚强的女战士的成长。由此可见，只有把属于女性个体的身份特征抹杀掉，抛却女性的感性因素，变成“男性化”般的理智坚硬，才能胜任革命工作，这也是战争赋予女战士的残酷之处。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中，同样也是一个迫使女英雄飞红巾不断地驱逐爱欲、克制自己、成长为一个铁血女英雄的故事。女英雄飞红巾被杀父凶手格鲁奇派来的间谍哈的卢的英俊和歌喉所吸引，陷入盲目的爱情中。而哈的卢却在不断地盗取飞红巾这边的情报汇报给日本军，造成飞红巾这边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也因此发现了他的间谍身份，最后在押解哈的卢去乌兰不浪的路上，内心几经波折最后还是押他认罪。对于重视感情的女性来说剥夺自己的爱情远比男性更加痛苦和艰难，而只有摆脱感情对于理性的纠缠，才能使女性从普通的个人转变为民族的英雄，得到民族主义的承认。与此相反的是张爱玲的《色戒》，作者从女性爱欲战胜政治信念的事例中，肯定了女性也有选择追求爱情的可能性，只是最终当王佳芝不忍心杀死她认为对自己有情的易先生时，理智的易先生反而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枪杀了她而说明：女性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在民族主义和个体爱欲的两厢博弈中，无论怎么选择，受伤害的永远都是女性。
三、生活之艰
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家庭女性，虽然远离政治和战场，但也同样要面对被打破了的生活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饥饿、亲人的受伤死亡、个人婚姻的悲剧等。如老舍《四世同堂》中眼看着女儿小妞子因为饥饿吃不了共和面而被饿死的母亲韵梅；易巩的《杉寮村》中面对着因缺少粮食而饿得干瘪如青蛙的儿子和发疯的婆婆黄青叶。眼看着自己身边的儿女因为饥饿而夭折、亲人发疯，身为家庭主妇的她们却无能为力，她们内心的创伤和负罪感又该有多么深重呢？此外，前线亲人的受伤死亡也是她们心痛却无能为力的，如田汉《回春之曲》中照顾了三年多失忆情人的梅娘；《四世同堂》中面对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小儿子和因抗日活动被敌人抓进大牢的丈夫而绝望身亡的钱太太。除此以外，战争还会造成个人婚姻的错位悲剧，如碧野的《奴隶的花果》中，由于战争带来的动乱，丈夫多年在外当兵，大安媳妇被匪徒糟蹋失节，由于丈夫常年不在身边，她对年轻的船夫慢慢产生情意，船夫因为反抗起义被打死，而面对突然出现赶来救援的身为游击队员的丈夫，她自己也背上了精神出轨的道德伦理负担。田汉的《丽人行》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中的梁若英和杨彩玉也面临着同样的在前夫和现任丈夫中无法选择的婚姻困境。由此可见，战争将可能造成悲剧的因素集结在一起，对于边缘女性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同时也使得战时的女性要背负比平时更多的苦难和压力，加剧了女性的悲剧。
四、结语
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探析现代文学中抗日战争对于女性造成的创伤叙事，主要从身体之伤、取舍之难、生存之艰三个层面来分析战争语境中女性所受的各种创伤，力图展现战时状态下各种女性的悲剧命运，以此来反思妇女在战争中受到的忽视。
参考文献：
[1]雷霖.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2]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2）：156-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