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刊发，尽管围绕着这篇小说的“政治博弈”错综复杂、风波迭起，但小说对国家工业现代化的想象，以及霍大道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成为“改革文学”的先声。1979年《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随后出现的《维持会长》、《开拓者》等小说，不仅把蒋子龙推上了“改革文学之父”的位置，使其成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且成为国家现代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小说中，可以探索到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改革文学与国家现代化想象之间内在张力关系。
《机电局长的一天》用“一天”的时间长度叙述了机电局长霍大道紧张忙碌的工作及其建设现代化的急迫心理。霍大道因心绞痛住进了医院，尚未出场就面临着诸多问题。机电局要向国家计委汇报今年的生产计划，然而，“气象台预报夜晚有场暴雨，而机电局必须在山洪到来之前交付矿山四千二百五十毫米潜孔钻机。这个铁任务落在矿山机械厂。如果这场雨引起大水，铁任务十有八九要吹灯，怎么向国家汇报？”同时，机电局生产调度会也等着他去主持，“全局三百多个企业，成千上万的喜讯，成千上万的产品，成千上万的困难，成千上万的矛盾，一大摊子事情都要在调度会上解决、调整。这会儿，参加调度会的重点企业负责人快到齐了，可还没有主持人！”小说以密不透风的急迫召唤霍大道出场，使其投入繁重工作的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急迫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现在，任务越来越难，说明我们工业建设面貌日新月异；任务越来越重，说明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更加宏伟壮丽；任务越来越急，说明我们的经济在快马加鞭，突飞猛进。本世纪内，我们要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今后的二十多年里，‘难、重、急’的任务将会一个跟一个，而且必然要求我们提前再提前。因为这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经济都上去了，谁落后谁就被动挨打。这个挨打不光是指军事上，还有政治上、经济上，这就叫现代化战争。时间，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咱们必须一切往前赶，拼命往前赶，一定要赶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之前准备好”。时间，既是通向和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也是现代化想象的“替代”，通过对时间的强调，现代化想象在小说叙事中得到展现。
《乔厂长上任记》对时间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小说以乔光朴发言摘录开篇，“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对于这个开头，30年前的读者“觉得非常震撼”，这种震撼在于除了“它直接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之外（张文联：《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还与作家把“冷酷无情”如“两条鞭子”的时间和数字，转化为“有生命、感情的”文学形象有关，乔光朴就是时间和数字的生命情感体，他的身上寄予了国家现代化的想象。
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说话爽利得像大刀，思想敏锐得像大刀，作风又快又狠，也像大刀”的霍大道抓管理、促生产、革新技术，努力弥补产值上的损失，体现了一个现代管理者应有的素质。有着苏联留学背景的乔光朴，同样是一个雷厉风行、敢作敢为霍大道式的管理者，“他说一不二，敢拍板也敢负责，许了愿必还。他说建幼儿园，一座别致的幼儿园小楼已经竣工。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拿到了奖金”。最为关键的是他懂技术、擅长管理，乔厂长不仅对全厂进行大考核、大评比，使得“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而且让群众考评厂长，“任何人都可以提问题，从厂长的职责到现代化工厂的管理，乔光朴滔滔不绝，始终没有被问住”。通过厂长考评和整顿管理机构，乔光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径，获得了高层的支持和认可，“昨天我接到部长的电话，他对你在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还叫我告诉你，不妨把手脚再放开一点，各种办法都可以试一试，积累点经验，存点问题，明年我们到国外去转一转。中国现代化这个题目还得我们中国人自己做文章”。《开拓者》中的车篷宽，更是站在高层立场呼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观念，推动技术革新，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现代化管理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由许多学科组成的。现代化企业靠个人的感性经验来指导是不行的，要善于学习，学会用科学方法、科学组织和现代化工具进行领导”。霍大道、乔光朴及车篷宽身上拥有的“开拓者家族”基因，不仅使得小说抵制了外在政治因素的阻挠和影响，突破了时代的限制和局限，顺利进入新时期文学视野并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而且昭示了现代化想象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内在作用。
霍大道、乔光朴及车篷宽等人现代化想象和认同的依据和基础，其实就是“强国梦想”。“强国梦想”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想象的主要类型，有学者指出，“它初步成型大概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最初的十年。这很可以理解，中国当时即将被列强瓜分，当时有报纸刊登一张地图，画着俄国是匹熊，英国是头鹰，日本又是什么，总之都围着中国，要瓜分中国。既然被瓜分的恐惧是当时中国文化人最大的恐惧，他们想象将来的第一个梦想，就自然是希望中国强大，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初的对未来的想象模式。无论想象什么东西，国家的强大总是最基本的，包括对个人生活的许多看法，都与中国是不是强大联系在一起。凡是不利于中国强大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比方说个人自由，孙中山说得很明确：我们要的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王晓明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强国梦一直延续到毛泽东的时代”（王晓明：《现代化这把双刃剑――关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想象》，出自李辉，应红编：《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8页）。
从“强国梦想”出发，机电局长霍大道对徐进亭的批评就具有了深度意义，“老徐，在政治斗争中你被烧过几次，不能老是耿耿于怀，对党有情绪，对群众有情绪；想自己、想家、想孩子多了，想革命、想党的事业、想将来的少了。这个教训多么深刻啊！”不仅“想自己、想家、想孩子”等个人的事情必须服从于“想革命、想党的事业、想将来”等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且婚姻爱情也要为此让路，乔光朴上任伊始，首先想到的是解决和童贞的关系，“下午在公司里交接完工作，乔光朴神差鬼使给童贞打了个电话，约她到家里来。过后他很为自己的行动吃惊，责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自己不再回厂，事情也许永远就这样过去了。现在叫他俩该怎样相处？十年前厂子里的人给他俩的头上泼了那么多的脏水啊！”正因为如此，他在童贞毫无知情和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二人已经结婚，以先斩后奏的方式把婚姻当做他开拓事业、实现强国梦想的序曲和前奏。为此，作家真诚地相信国家民族不是一个外在的客体，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政治的转换超越了个体与国家民族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割裂和对立。
“强国梦想”既是现代化想象的基本主题，也是蒋子龙整合个人、国家和民族秩序结构、从事改革文学写作的主要目的。这一书写，不仅有着国家民族积贫积弱历史的回响，而且也是现实文化政治的反映，并以隐晦的形式表现了被压抑个人意志的现实状况及其对现代化想象的补充和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文学既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它以张力书写了现代化想象的不同类型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