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
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一种美德，也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核心。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王充《论衡·累害篇》说：“清正之士，抗行伸志。”这里的“清正”，意为清白正直或清廉公正。《楚辞·招魂》曰：“朕清以廉洁兮。”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廉洁”就是不贪。清正廉洁又必然与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相关联。《左传》认为：节俭是善行之大德，奢侈是恶中之大恶（庄公二十四年）。在我国古代，清廉节俭是被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从政者所推崇并践行的美德，并由此而产生了丰富悠久的廉政文化，历朝历代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清官廉吏。
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概述 我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周礼·天官·小宰》中对从政者提出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六廉”标准，要求官员必须同时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和明辨是非等六种品格，而“廉”则是从政的前提和基础。孔子与老子尽管在出发点和手段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提倡清廉，主张廉政，认为官员自身的廉洁，是政权稳固的保障和社会廉洁风气的基础。孔子并不反对富贵，但要用道义来获取，否则宁可安贫乐道，保持清廉。老子主张清心寡欲，摒弃私念， 不图安逸。他们还都提倡节俭，反对侈奢。孔子认为从政者应当“惠而不费”、“欲而不贪”（《论语·尧曰》），要求统治者不浪费、不贪婪，要给百姓以实惠。老子提出的“三宝”中，“俭”列在第二位。 春秋齐国的晏子是明确提出廉政概念并躬行不怠的第一人。他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杂下》）。并主张节俭，反对向人民横征暴敛。郑国的宰相子产身居高位而两袖清风，被孔子赞为“古之遗爱”；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功勋卓著而自守清贫，被司马迁许为“循吏第一”。 两汉时代的廉政思想逐渐制度化。汉武帝一方面设立“察举制”，用“举孝廉”来确保官员品德的廉洁；一方面又创立刺史巡察州郡的制度，授刺史以“六条问事”之权，主要纠察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行为。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以赵广汉、杨震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与反腐倡廉的典范。 隋唐时期，廉政思想与制度进一步完善。隋文帝杨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节俭皇帝，他一面大力表彰清廉官吏，为从政者树立榜样；一面又提倡节俭，躬自践行，为臣民作出表率。到唐代贞观年间，勤政廉政更成为君臣一致的共识，并促成了闻名后世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中说，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唐太宗十分重视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廉洁效应，他说：“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贞观政要·政体》）。他登基伊始，就整顿宫廷的奢华风气，下令放还宫女，停止四方进贡奇珍异宝。太宗本人身患气疾，但坚持居住隋朝旧宫，拒绝新修宫殿。他还以隋炀帝的荒淫亡国为前车之鉴，教育警示自己和群臣。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贞观之臣大多清正廉洁，戴胄、屈突通、魏征、岑文本等朝廷重臣，身死之后皆家无余财。就连长孙皇后也倡廉尚俭，临死遗言以“俭薄送终”。 唐代的廉政文化还体现在廉政立法和加强监察力度两个方面。《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严禁官员侵吞、挪用国家财物和非法占田，严禁行贿受贿和搜刮百姓，严禁官员经商和因公接受礼物。唐代还扩大御史台的规模，强化对各级官吏的考课与监督。这些制度措施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宋代的建立者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却讲求文治，注重廉政建设。除了用行政、法律手段打击贪腐之外，还注意用经济手段促使官员廉洁自律，这是宋代廉政思想的一个特色。宋朝优待文官，施行增俸养廉。宋太祖曾说：“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宋代还重视官员的廉洁教育，自太宗时，天下州县皆树立“戒石铭”，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让为政者时刻自警自律。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金元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们从稳固统治地位出发，也必然要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与制度。金世宗完颜雍和元代清廉名臣耶律楚材、张养浩等，都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廉政思想。金世宗吸取完颜亮骄奢横暴导致灭亡的教训，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他倡导节俭，施行仁政，整顿吏治，奖廉惩贪。其统治期间，政局安定，吏治清明，形成了节俭淳朴的社会风气。耶律楚材曾向元太宗窝阔台奏上《便宜十八事》，在这个临时纲领中，有七个方面涉及廉政内容。张养浩为官数十年，廉洁从政，以身殉职，他将自己为官的切身体会总结成《三事忠告》，阐发了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注重修养的廉政思想，其内容笃实，意义深刻，价值宝贵。 明朝是我国君主专制走向集权的时代，其时的廉政建设也呈现出集权统治的特征。朱元璋面对元朝所留下的官场贪腐风气和吏治不清局面，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惩贪措施，他颁布《大诰》，将“法外用刑”合理化，惩治贪吏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甚至用“剥皮实草”来警示官吏。当然，他同时也注重选任贤能，奖励廉吏，并且躬亲节俭，勤勉从政，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来反腐倡廉，当时效果也较为显著。明代的一些名臣，如邱濬、张居正等也都有自己的廉政思想。邱濬提出德、礼、政、刑兼用，而以教化为先的观点；张居正则主张“以法治天下”，认为朝廷“纪纲不肃，法度不行”，是由于廉行不振所造成的。然而张居正本人并未能廉洁自律，他的主张也未免偏颇。在明朝中后期的反腐倡廉过程中，东林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赵南星以成周“六廉”为标准，以鼓舞士气为号召，引导士人重廉耻而轻富贵，并努力践行其主张。这时期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清廉官吏，如“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清廉爱民、以死谏皇帝的海瑞，以及贫不爱钱的开封知府鱼侃等人。 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鉴于前明亡国的教训，清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廉政建设视为巩固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顺、康、雍、乾四朝皇帝，他们从司法、行政、监察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和体系，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清朝的廉政建设既有继承前代的做法，如建章立制，重典防贪，表彰清廉官吏，树立正面形象等。此外在养廉惩贪方面也有新的举措，如雍正时期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这一措施规范了征税程序，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官吏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起了积极作用。再如雍正朝的密折奏事制度，允许各级官员相互监督制衡，从而达到遏制官员腐败、保障廉政的效果。在惩治科场舞弊行为方面，清朝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这其中不仅为了防止贪贿，更含有威慑知识分子，防范排满情绪的用心，但在客观上治理了腐败的源头，扩大了廉政的范围。
清代在奖廉惩贪方面的力度也较历代都大，在康雍乾三朝，涌现出于成龙、张伯行、汤斌、陆陇其、钱沣、王杰、刘墉等一大批青史留名的清官楷模，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在惩贪方面，则先后有顺治朝的江苏巡抚土国宝贪污案，乾隆时的浙江巡抚王亶望贪污案、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案，嘉庆初年的查抄和珅案，咸丰时的顺天乡试舞弊案等，这些大案、要案的查处，其中难免掺杂着权利斗争和人事恩怨，但它毕竟显示出国家主体惩治贪腐的决心和力度，对净化官场风气、挽回民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廉政思想与制度建设，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皇权服务的。其目的并非是执政为民，其思想主张与措施手段也还不够完善，甚至于存在偏颇。但廉政必高效，清官总爱民，廉洁文化无疑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它所积累的丰富成果与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二清正廉洁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1清正廉洁是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的需要 行政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顽症，也是古今政府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倡导廉洁与惩治腐败一直是一项倍受重视的课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发展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贪腐现象有抬头蔓延之势，这早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出台了相应的制度与法规，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为了给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发挥廉洁高效的行政职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我国的《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清正廉洁的义务。新世纪以来，中纪委又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决定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其目的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务实清廉。《实施纲要》还指出，反腐倡廉应注重预防，廉政教育是基础，并坚持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而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只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总结与选择，吸收其中符合当今国情的思想精粹，借鉴其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学习古代廉吏的优秀品格，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创新，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效。 2清正廉洁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实施纲要》还强调，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结合起来。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特别要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积极引导企业廉洁诚信、依法经营，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的行为时有发生，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 诚如所言，贪腐现象不仅在各类公务活动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进而也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考验着我们的职业操守。近年来，商务活动中的贪腐行为，基建过程中的行贿受贿，医生收红包、拿回扣，教育界的学术腐败，体育界的足球黑哨，文艺界的潜规则等等，贪腐现象四处蔓延，社会风气严重污染，这对青少年和大学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当前必须面向全社会加强廉洁教育，树立“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以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道德，促进社会和谐。 3清正廉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与否，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 否包含廉洁文化。缺乏廉洁理念的文化是不健全的文化，廉洁文化传播不够深入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排斥廉洁精神的文化更是腐朽落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而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是因为其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官本位意识、享乐主义观念、拜金主义思想、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在当今社会还有着一定的市场。因此，我们要大力建设廉洁文化，弘扬廉洁精神，增强廉政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廉洁风气，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让廉洁文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样，才能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给腐败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心理压力，从而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形成风清气正、社会和谐的局面。 三如何学习古人，塑造清正廉洁的品质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公务员队伍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大学生中开展廉洁教育十分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方式应当多种多样，既可以发挥“两课”的主渠道作用，也可以把它融入校园文化活动、校风学风建设和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既要用当代的廉政理念和先进人物加以引导感染，也要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将廉洁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学习古代廉政文化，塑造清正廉洁的品质，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励志敦品，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品格。自古以来，清正廉洁就是中国人崇尚的一种优秀品格，对于从政为官者尤为必要。古人提倡临财不苟，立身贵廉，为官要做到清、慎、勤。于谦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刘宠、张伯行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真德秀为官，以廉洁勤政共勉；张养浩从政，以戒贪自律忠告。当代大学生应当仿效古代先贤，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要树立天下为公的志向，学习古人廉洁自律的精神，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对待金钱，要不存贪念，取之有道；对待富贵，要淡然视之，不为所惑。砥砺清廉之节，常怀高远之志。古代儒家主张处事应明辨义利，我们应铭记孔子的“见利思义”之语，凡事要义字当头，切不可见利忘义。一个有远大志向和高尚品格的人，绝不会贪求一己私利，也不会玷污清白节操。杨震拒绝馈赠，留清白与子孙；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陶母不受鱼鲊之馈，崔母戒子洁己修身。他们都珍视清廉品格，或以之自律，或以之教子。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说：“廉耻，立人之大节……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包含了廉洁文化的内涵。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当努力践行“八荣八耻”，培养清廉品德。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将来才能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第二，要崇德尚贤，学习古人的清廉节操和甘于淡泊的情怀。古代的清官廉吏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其品格令人敬仰，其事迹令人感动。当代大学生要以古代廉政名人为榜样，学习他们的清廉节操和淡泊情怀。诸葛亮教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司马光训子，崇尚节俭，力戒奢靡；杨长孺“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张伯行舍弃家财，赈济受灾百姓。孙叔敖、晏子、公仪休、杨震、诸葛亮、娄师德、司马光、张俭等人，官至宰相，身居高位而恪守清廉，生活节俭而甘于清贫，他们的遗产不是金钱财物，而是廉洁品格与清白家风。孙叔敖粝饭菜羹，面有饥色；晏子乘弊车驽马，脱粟为食；娄师德家无余蓄，妻子匮乏；海瑞为母作寿，市肉二斤；鱼侃贫病交加，麦粥充饥；于成龙日食萝卜青菜……这些古代廉吏自奉如此清贫，有常人难以想象者。今天的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远超古代，我们不必效法古人的布衣蔬食、家无余财，关键在于继承他们的精神品格，保持中华民族的节俭美德，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清正廉洁的精神实质，汲取古代廉吏的道德力量，受到有益的廉洁教育。 第三，要律己拒惑，规范自身行为，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古代先贤和廉吏都能严于律己，拒绝各种诱惑。孟子说大丈夫应当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张养浩认为“士而律身，不可不严”；赵南星要求士人“重廉耻而轻富贵，则可杀而不辱。”杨震以“四知”谢绝馈赠，于成龙和张伯行都颁布檄文告示，严禁贿赂。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关键就看我们的自律能力和拒惑意志是否坚强。 目前在大学校园内，追求享受，不愿吃苦，互相攀比，奢侈浪费的现象日趋严重，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来自校园内外的负面诱惑越来越多，社会上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本位思想使大学生的想法更趋于急功近利、追求实惠。对此，大学生们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通过学习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遗产，陶冶廉洁品格，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的合格公民和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清官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