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构建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因而是当代国家文化资本。在近代以来的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农耕文明特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特质的西方文化如何实现交流互鉴，构成了近代以来文化学上“中西体用”命题的核心内涵。当前，我国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的提出与确立，是对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的超越，为当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评价的标尺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基本遵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体现了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作为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向。落实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一方面要创新文化理论，加强文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打通事业与产业的隔阂，从整体上建构起使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政策路径。文化资本；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G122A002811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1973年提出并不断丰富完善的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并列的三种资本形式之一，“主要是指从家庭背景和通过教育投资而获得的能力、习性、资源和趣味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地位配置等。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①。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进一步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将文化资本定义为：“文化资本即作为贡献文化价值的资产。更精细地说，文化资本是嵌入于一种财产中的文化价值存量，该存量反过来可以形成一定时间内的货物和服务流或者商品，这种物品可以既有文化价值又有经济价值。该种财产可以存在于有形的和无形的形式中。”②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形式，也称嵌入状态的文化资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通过家庭教育和教育投资而积累和嵌入于个体身体中的习性、技能、修养、趣味、知识等文化形式；二是客观的形式，也称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物态的文化资本，是指文学、绘画、雕刻、书籍、古董、道具、工具、机械等物质性的文化财富；三是体制的形式，也称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由体制认可的关于某种文化能力的资格或证书，如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③按照索罗斯比的定义，文化资本既包括有形的形态，如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迹、艺术品、建筑物、文物、书籍等；也包括无形的形态，如s束集体行为的风俗习惯、传统心理、民间信仰、价值观念等。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提出，日益成为学界用以分析民族文化遗产和教育资源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工具，它从社会资源的视角讨论某一个社会阶段国家内部文化存量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从方法论上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一种宏观视野。
一、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的文化资本，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1. 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21世纪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资源
在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不仅是独特的民族标识，更是重要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能力、文化产品、文化制度这些文化资本要素和形式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和深厚的积累。按照索罗斯比的定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存在于有形的文化资本之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文化资本之中，是有形文化资本与无形文化资本的融合、叠加与累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6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是维系历史连续性、挺立民族主体性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和重要途径，是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
傅才武等：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实现路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主要是建立在文明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之上的国家。“中国人对中国的概念不是来自过去近百年间民族国家的作用，是过去两千年间身为文明国家的成果。中国主要不是民族国家，它首先是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民族国家。”“在这里，我们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一个根本上的不同：西方国家建立的基础，根本上（或大致上）都来自于民族认同感；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基础在于文明认同。在没有完全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国家的前提下，你是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想要理解在各种方面的成因都与西方优越感不同的中国心态，你就不能忽视中华文明这个概念。”作者根据网上视频翻译为中文，来源于网站http：//www.iqiyi.com/w_19rrcb3pct.html，2017年6月5日。马丁・雅克的相关观点也可参见[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为来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价值观坐标系统为每一个成员提供区别于“他者”的“镜像功能”，在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对比中，能够帮助每一个成员反观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特征，从而形成自身身份认同的基础。这种五千年来不断承继和积累的文化身份认同，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逐步使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具有超越部落、氏族、血统与地域认同的超级融合能力，“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8页。能够将不同种族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具有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共同体。这种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既对原有成员具有较强的价值观维持能力，又对新成员拥有强大的价值观同化能力，成为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外向力的最重要来源。这也构成了21世纪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在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并呈现出越来越错综复杂态势的21世纪，民族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日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民族国家的竞争由军事经济硬实力竞争模式向软硬实力相结合的巧实力竞争模式转化。民族文化共同体作为21世纪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支撑结构，日益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借以展开国际竞争的基本手段。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当然也不会例外。”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6374页。
2. 国家文化资本可以转换为国家经济资本和社会发展资源
民族文化遗产及民族文化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在于它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一，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人们带来持续稳定的价值观体系，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最终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源泉，因此形成国家文化资本。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不仅指导着人们对自己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做出合理安排，而且最终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与观念的创新，特别是由文化传统支撑的群体惯习，对社会的发展存在持续的影响和作用。斯特斯・林赛认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看法。”③[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43页；第7、42页。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戴维・兰德斯、劳伦斯・哈里森和弗朗西斯・福山等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文化在各国盛衰荣辱中起什么作用”这一命题，由此引发了对国际政治关系和国家贫富背后的文化原因的讨论，也因此成为中外文化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例如，1985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在《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态》（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一书中，通过对比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巴巴多斯与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得出了文化因素导致了发展差距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的《序言》中写道：我碰巧浏览到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也十分相似。但30年后，韩国成长为工业巨人，经济规模名列世界第14位。但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韩国的1/14。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是韩国人与加纳人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别导致了两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韩国人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的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1999年4月，在塞缪尔・亨廷顿的主持下，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召开会议，讨论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目标是要进行价值观和态度的分类，要确定哪些价值观和态度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哪些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同时要厘清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要弄清价值观和态度对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影响，以及社会发展对传统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③
作为文化资本的传统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二是它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02111页。
第二，传统文化可以被激活，被激活的传统文化即转变为国家文化资本。历史经验证明，沉淀的传统文化一旦被激活，将产生巨大的威力与深远的影响。14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借助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掀起了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传统被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激活，转化为人文主义价值观，从而引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构筑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桎梏、大踏步进入工业文明新纪元的思想库，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生发于社会集团中的整体性文化价值系统，即构成国家文化资本，至今仍然是西方主要家的重要的发展动力来源。
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相区别，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魅力，特别是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世界大同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有这些一旦被激活，就会形成全世界不同国家共同的文化财富。“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5页。中国式人文主义的关怀，既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回应21世纪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文化支撑。
第三，经过创意环节的转换，传统文化资源能够转化为具有民族内涵的特色文化产品，形成经济价值。例如，故宫博物院充分发挥自身文化资源，在传统文化中融入大量的现代因素，开发了独具特色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产品，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销售、文化传播和品牌推广：朝珠成了耳机、顶戴花翎做成了防晒伞、久居深宫的后宫娘娘戴上了VR眼镜，“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成为网红式的金句。左手浩瀚厚重，右手“萌萌哒”。20132015年期间，故宫博物院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累计达1，273种，文创产品销售额从2013年的6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近10亿元。陈杰、张致宁：《“故宫文创”10亿销售额炼成记》，载《北京商报》，2016年4月20日。故宫的文创之路，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例证。 马丁・雅克以一种“他者”的眼光，站在中外比较的视角，指出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外电影在构思、审美情趣上存在的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比如《英雄》《藏龙卧虎》《十面埋伏》《功夫之王》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影星云集的电影一般是以过去某个朝代为背景的历史剧，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汲取素材，配以一连串激烈的武打场景。无须惊讶，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差别很大，这正是二者不同文化的体现。好莱坞强调结局皆大欢喜，而这从来不是中国电影重点考虑的问题；好莱坞非常看重情节，而中国电影注重武打效果；美国人关心的是电影本身的真实性，中国观众关心的是电影反映的社会真实性。从长远来看，中国电影业将来很可能挑战好莱坞的全球霸主地位，给世界注入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途径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重大命题。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新形势下“两创”方针的提出，是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针的超越。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王艺霖：《习近平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知行关系为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203/c4053128108648.html， 2016年2月3日。
1. 文化资本的积累受制于教育和传统，受惠于大教育系统的效率
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继承发展，或者说文化资本的传递和再生产，主要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来实现。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的文化资本首先是习得的。一是“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二是“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ピエ`ルブルデュ`（Pierre Bourdieu），『ディスタンクシオンⅠ』（La Distinction），藤原书店，1991年，第102页。。第一种方式体现为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第二种方式体现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其次，文化资本是可以“继承”的。与经济资本的继承方式不同，文化资本的承继通常始于人生的初期，所以与家庭出身密切相关。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再生产（转化）场所。父母的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等，都会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来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朱伟钰：《“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7123页。受到良好家庭熏陶和文化教育的孩子长大后不仅以自身的文化素养获取回报，还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良性的影响。父母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对子女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越显著。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同时个人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的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21135页。
第三，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积累和创造而形成，并转化为经济资本。累积的途径有二：一是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文化能力的叠加；二是文化资源和文化财富的留存。创造的途径亦有二：一是国家为推进文化再生产、文化创造所进行的文化体制创新；二是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创造出文化产品。国家文化资本的累积过程也是文化资本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任勇：《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核心价值：基于文化资本的考察》，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915页。
文化资本的主体或者说文化资本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有两类：一是单个的个体；二是族群或民族共同w。中华传统文化中，个人创造和拥有的文化资本，一方面以工具、器物、建筑等物质遗产和有形资本的形式留存，另一方面以观念、学说、技艺、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无形资本的形式传承。个体文化资本在传承的过程中，互相交叉融合，经过历史沉淀，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资本，由族群或者民族共同体所拥有。
2. 文化资本的积累受制于经济资本，受惠于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本总量既与传统文化的基础相关，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积累相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国家文化资本可以转换为国家经济资本和社会发展资源，经济资本反过来又制约着文化资本的发展，是积累文化资本的物质条件。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它是以文化资源为加工对象，为市场提供文化意义消费的产业。齐勇峰：《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907401.html， 2011年10月15日。从生产力视角看，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既来源于公共教育系统、理论界和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同时也来源于国家整个文化生产部门，特别是文化产业系统。文化产业既是与物质生产部门同质的商业文化领域，又是扎根于特定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根基中的价值创新系统。一国文化资本积累的水平和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文化产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一是通过文化产业的转化，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得以全面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产业提供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对接的渠道。二是发展文化产业是对传统文化有效的保护方式。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守望传统、保护传统文化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方式，推动旧的传统转变为新的传统，建立生产性保护的技术路径。第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本，通过进入社会经济方式，形成经济资本，反哺文化Y本，实现文化资本新的积累和增值。
3. 文化资本的积累受制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受惠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多种文化的交流是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快捷的方法。“多种文化的交流与竞争将会更容易促进人们文化的变迁。为了使‘观念’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观念必须获得某种‘主体间性’，即参与生产的社会成员愿意共享这一观念及对这一观念的解释。”汪丁丁：《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系统的开放交流。历史证明，开放的时代才能成就伟大的文化，闭关自守会导致文化的内敛和衰败。唐代政治统一开放、民族政策开明和睦、文化政策开放兼容、异域文化兼收并蓄，才成就中国文化的鼎盛之世。而晚清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在西方开展并完成工业革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夜郎自大，拉大了和西方社会的差距。文化如果不流动，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落后。文化交流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美国文化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美国社会积聚了别的国家难以企及的文化资本，其背后就是得益于美国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受惠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为例，美国好莱坞电影从来不仅仅是为美国观众而生产的，好莱坞建立了自己的全球发行网络，不断从世界各地笼络优秀电影投资人、导演、演员、音乐、摄影等，而且从其他文化里吸纳故事和题材来丰富自己，拓展国外影响力，与英国的合作历史久远，与亚洲、非洲的合作为好莱坞电影增加了活力。好莱坞电影关于中国题材的《花木兰》《功夫熊猫》，根据法国民间小说改编的《美女与野兽》等，其票房的收入在全球都很高。
从世界潮流看，对外开放取代闭关锁国是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全球化的进程带来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吸纳和融合了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交流合作，才能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达到壮大繁荣中华文化的目的。
三、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急剧转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活方式快速变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的困难与问题。
1. 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的制度性分隔导致文化资本流动不畅，在转化创新环节出现阻滞
党的十六大报告建立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并明确了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门和不同的政策扶持系统。十多年来，“分类管理模式”支撑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政策路径，使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由此造成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畛域，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传承保护机构的经营性方式和途径受到严重抑制，公共资源只能在系统内循环，文化事业所积累的文化资本难以进入经营性文化产业系统，在政策上“公益”和“利润”“经营”不能共存，“不以营利为目的”即是“不能盈利”。单霁翔：《什么阻碍了博物馆文创的发展》，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6日。在现行文化事业体制下，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大都被纳入体制内，优惠政策的受益者也主要在体制内，这对日益活跃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造成了壁垒。如江苏一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经营被审计，纪检部门将之定位为突出问题而被要求整改，使其退出经营活动。南京市博物馆在朝天宫大成殿举行房地产新闻发布会，馆长因此被责令停职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企业无法从传统文化保护机构获得文化资源，因而导致文化事业体系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分离。二是文化产业所积累的文化资本难以进入文化事业体系。尽管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就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做出了全面部署。但政策出台两年来进展十分有限，社会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所积累的管理、技术、效率和创意等文化资本，很难转化为文化事业系统能够利用的资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分离，限制了文化资本的流动，文化资本的流动是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创新的基础，也是推动转化创新的物质力量。文化资本流动不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包括传统文化资源在内的文化力量全面进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步伐。
2.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不足，抑制了传统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传统文化资源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经济发展价值和社会民生价值。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历史的延续性使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愈加突出， 现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第115119页。传承传统文化是凝聚民族认同、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和共同追求。栾淳钰：《论文化产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互促机制的构建》，载《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5055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把保护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综合价值，如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义利观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伦理观念有助于信誉市场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持。齐浚洲：《传统文化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载《商业经济》，2009年第13期，第1516页。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民生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从“天人合一”到“民为邦本”，从“民贵君轻”到“仓廪实知礼节”，一直是我国制定民生改革的举措的共同价值基础，它提供了一套相应的制度意识形态，极大地节约了制度创新的成本。 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了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兑现率”。在市场经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环境下，文化产业成为连接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生产机构的常规性渠道。传统文化一旦进入产业领域，就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同时，只有通过产业化形态，传统文化才能从“无形物”转为“有形物”，为文化产品的创作与生产过程注入无限活力，为文化信仰赋予物质形态，并实现传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如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文化产业园区，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现、重构和转化，不仅拉动了区域实体经济的发展，更提升了社会整体文化素养、赋予生活以美学意义，甚至成榍域的文化符号。再如：电影业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拍摄传统文化题材的电影，将文化产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这些以生产文化观念、传达文化思想、满足文化需求、拉动文化消费的方式承续起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王晓玲：《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文化产业园区实践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足，阻滞了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尽管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热运行”态势持续趋缓、发展速度快速下滑，日益凸显出公共文化资源利用效率低、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受到抑制等问题。这不仅阻滞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价值转化，也导致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步伐受阻，影响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效用范围。“西强中弱”的国际文化传播格局和文化贸易格局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蔡武在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网站，http：//www.mcprc.gov.cn/whzx/whyw/201403/t20140318_430864.html， 2014年3月18日。以电影业为例，美国好莱坞电影当属世界上最强势传播的电影，近年来的出口产值仅次于航空业。美国的电影热潮不仅使美国在全球文化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更以一种易于受众接受的文化消费方式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传播着美国价值观，形成全球性文化传播效应。我国电影行业仍在以参加西方电影节为荣，在全球化语境下仍处于弱势地位，基于传统文化的电影产品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限制了中华传统文化固有的影响范围。
3. 文化发展整体环境因信息技术裂变式发展而变化剧烈，支撑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跟不上变化节奏
当前，数字信息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正在重构传统文化行业的生态环境。在互联网时代，移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认知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最先进的技术的应用，将会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也一定会引发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同时将会引领建立一个与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文化生活方式，例如远程选座、网上支付、私人定制等，也一定会促进文化产业体系和政府文化管理体系的建立。
但是，总体上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相关的文化行业部门是一个“低技术”的部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巴摩尔称之为“停滞部门”。传统文化行业在文化学上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与传统文化传承与利用的行业部门大都以知识存量为主，如京剧行业、曲艺行业、地方年节活动、传统工艺等，其知识积累过程长、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与新技术融合度不足。在数字信息技术环境下，知识信息技术的联系更加紧密，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在数字技术浪潮下转换迅速，知识和信息正成为巨大的财富来源，信息技术部门对传统文化行业部门形成巨大的技术优势和传播优势。传统文化行业由于存在市场窄众化、人才队伍结构缺陷等先天性不足、专业性知识积累的速度比新技术部门要低得多，直接导致传统文化产品与新技术融合度不足，文化产品与服务更新升级滞后，使得部分传统文化行业加速边缘化。随着技术环境的剧烈变化，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制度安排业已不能适应传承创新的实际，一些本应该受益于技术发展的传统文化行业部门正在被技术远远抛在后头。
传统文化行业的保护与利用所依赖的行业体制缺乏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包容性。这种行业体制的局限性在“小数据”时代的技术环境下没有充分显现，但进入“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行业边界被快速突破、新兴部门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在技术利用上的局限性被充分放大，日益成为阻碍文化行业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傅才武：《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缘化困境与因应策略――基于技术阶梯理论的视角》，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5期，第103117页。这一特征反映到政府管理层面，传统文化行业部门“低技术”特征与高技术环境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政府管理和制度安排上的技术难题。如何实现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之间的政策和管理的均衡，不仅仅涉及理论创新和管理创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涉及体制调整及体制背后的既得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李克强谈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新华网，http：//news.21cn.com/domestic/yaowen/2013/03/17/14798230.shtml， 2013年3月17日。在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政府管理职能体系改革与政策创新的节奏，总体上落后于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实践要求，抑制了传统文化所固有的综合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民生价值）的发挥。
四、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路径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从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和大文化发展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当前，针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
1. 培育扶持专业学术团队，对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甄别，从理论上推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转型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文明进程的一面，但同时又有落后的、损害社会进步的一面。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文化价值观，以支撑起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如相信财富可以通过技术、管理、勤奋和智慧予以无限创造，“蛋糕”会不断扩大的信念，认同创造、冒险、竞争、责任制、标准管理、任人唯贤不唯亲等观念。这些文化观念的形成，会提升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让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公平竞争、崇尚效率、崇尚技术和智慧的社会氛围，并形成有利于支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文化结构。但在传统文化观念中，这种思想资源不多。相反，中华传统文化中，家族传承、任人唯亲、得过且过、安天乐命、人分等级、盲从权威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认为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的农民式“零和世界观”，在社会心理结构中大量存在，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要根除以上旧的价值观，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是从学术研究上着眼，依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观进行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学术和理论上梳理与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特别是要支持学术团体从理论上厘清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梳理价值观和态度与政策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支持进行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分类研究，旨在确定哪些价值观和态度能够促进进步，哪些会阻碍进步等。
二是国家支持建立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政策内涵的常规性渠道。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等学者的说法，“应当制定一项综合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规划，以便做到将价值观和态度的变革纳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以及纳入美国的反贫困计划”。同时，制订“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2. 打通体制内外，整合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建立健全传承、创新工作的“全民模式”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外的文化行业，整合两种资源，发挥资源的综合效益。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放开了一些产业部门对于非公有资本的进入限制，如娱乐、出版物发行、印刷复制等领域。但该决定还规定了民间资本控制和准入的审批程序，应当进一步放宽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垄断行业和领域，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文化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公有制社会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具备资质的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增强市场活力。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财政部等《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就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了专项指导政策。这一政策尽管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阻力，但它从制度上提供民间力量与体制内机构平等竞争的机会，鼓励文化企业等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在竞标过程中，把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行为与培育社会组织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扶持相关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
同时，通过扩大文化消费的途径连通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立以扩大文化消费引领文化供给侧改革、实现双侧协同改革的制度通道。2015年，武汉大学课题组在武昌和合肥的文化消费试点经验表明，依托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借助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功能，建立集信息发布、线上消费和数据收集为一体的综合管理平台，能够形成“互联网+文化”的文化消费激励模式。这种模式既能激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热情，又完善了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利于鼓励地方政府立足本省传统文化资源的实际，开发符合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与居民的文化消费结合起来，形成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市场化力量和大众参与模式。
3. 全方位推动文化领域国际交流，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立足于民族文化产业，健全中华传统文化输出渠道。加强国内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从金融、投资、人才、管理和税收等方面出台有利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健全中华文化产业化输出的渠道；重点打造一批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符合时代特征并满足市场需求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立对外文化贸易与政府文化交流工作的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较为完整、系统的对外文化贸易信息服务体系。
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新模式。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近几年在不同国家还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载《经济日报》， 2015年1月29日。要将“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模式的先进经验运用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推广之中，借助电影、电视、舞蹈、书籍、报刊等更多样的形式，更广泛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立足“一带一路”，设立国家级的科技与传统文化创新融合的应用平台。组织沿线国家文化领域内数字信息和文化领域的学术机构，建立“一带一路”文化行业大数据技术创新和数据共享联盟，配套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包括文化文物界、文化产业界、文化科技界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协会组织，形成以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为目的的大数据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国家级“数字社区”。
2017年1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除了文化政策措施之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风、家教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建立传统文化模范家庭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而学校教育是集中、系统地传播传统文化的媒介。学校所具备的集中性、系统性等优势是促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主渠道。通过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的建设，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渠道和舞台。同时，利用传统节日等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力，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利用，让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外化为受教育者的实践行为，实现“知行合一”，让传统文化滋养更广泛的人民群众，从而推动建立中华民族基于五千年传统文化上的最深厚和最持久的自信。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FU Caiwu，YUE Nan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A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t can be regarded as contemporary 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civi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ve forme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 modern culturology. At present， the formul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aking the essence and discarding the dross” ― the principle established in the 1940s， and is providing the scale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the basic practi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embodi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re are two key poi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basic principl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innovate cultural theory to strengthen the top design of cultural policy. On the other， the obstacles between the cause and industry should be eliminated so as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policy path which can tur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al capital；traditional culture；creative transform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