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是宋朝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即使是在最高军事决策组织的枢密院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以文驭武”方针在当时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北宋 枢密院 长贰 出身 以文驭武
北宋建国后，汲取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惨痛教训，在日益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厉行收兵权，另一方面则逐渐确立了“以文驭武”的方针，也是所谓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枢密院作为宋家天子控制和调动军队的核心机构，其组织内部便明显地存在着“以文驭武”方针的烙印。目前，有关宋代枢密院制度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香港学者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１］较为突出。但包括梁氏在内的著述，主要侧重于有关枢密院一般制度的探讨，而较少分析其中文臣、武将构成的差别及其蕴涵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就北宋时期枢密院中长贰出身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从对比文臣与武将在其中地位和影响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
一、北宋枢密院长贰文武出身者人数与任职时间之统计
梁天锡在所著《宋枢密院制度》中制作了《两宋枢密表》，对两宋时期枢密院官员的任免进行了罗列，可谓相当详细。但此表既存在某些问题，如表中熙宁二年十月一栏称朱守约“自步军副都指挥使除（签书枢密院事），即日罢”，考诸北宋史籍并无此记载，不知依据何在？更重要的是梁氏表格对文臣与武将没有专门加以区别，因此无法从中统计、比较枢密院文武出身长贰的情况。《宋史·宰辅年表》和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两书，无疑是系统了解北宋枢密院长官情况的主要史料。笔者现主要根据这两部史籍，并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对北宋枢密院长贰之文、武出身者依照任职前后顺序列出下表，以便进行人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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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81年。
宋太祖朝
武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吴廷祚、李崇矩、曹彬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魏仁浦、赵普
武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赵普、沈义伦
宋太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曹彬、楚昭辅、王显，知枢密院事张逊、柴禹锡、赵镕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石熙载
武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楚昭辅、柴禹锡、王显、弭德超，签书枢密院事杨守一，枢密副使张逊，同知枢密院事赵镕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石熙载、张宏、赵昌言、张齐贤、王沔、温仲舒、寇准，同知枢密院事刘昌言、向敏中、钱若水、李惟清
宋真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曹彬、王显，知枢密院事周瑩、枢密使王继英，知枢密院事马知节，枢密使曹利用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寇准、向敏中（兼）、丁谓、冯拯
武职出身副职 签书枢密院事韩崇训，枢密副使马知节、曹利用、张旻（后改名耆），签书枢密院事曹玮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向敏中、李惟清、夏侯峤、杨砺、宋湜，同知院事王旦、冯拯、陈尧叟，枢密副使王嗣宗、任中正、周起、钱惟演、张士逊
宋仁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后改枢密使）、夏守赟，枢密使王贻永、狄青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钱惟演、王曙、王曾，知枢密院事王随、李咨、盛度、王鬷、宋绶，枢密使晏殊，判枢密院事吕夷简，枢密使章得象（兼）、夏竦、杜衍、贾昌朝、陈执中（兼）、宋庠、武职出身副职 庞籍、高若讷、韩琦、田况、曾公亮、张升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杨崇勋、王德用，同知枢密院事王贻永（后改枢密副使）、夏守赟，枢密副使狄青
枢密副使钱惟演、张士逊、张知白、晏殊、夏竦、姜遵、范雍、陈尧佐、赵缜、李咨、蔡齐，同知院事韩亿、章得象、王鬷、王博文、陈执中、张观，枢密副使杜衍、郑戬、任中师、任布、富弼、韩琦、范仲淹、吴育、庞籍、丁度、文彦博、高若讷、梁适、王尧臣、孙沔、田况、程戡、张升、孙抃、欧阳修、赵槩、陈旭（后改名升之）、包拯、胡宿、吴奎
宋英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无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张升、富弼，权兼枢密院公事韩琦、曾公亮，枢密使文彦博
武职出身副职 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胡宿、吴奎、王畴、陈旭、吕公弼
宋神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无
文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后改枢密使）、吴充，知枢密院事冯京（后改枢密使）、孙固、韩缜
武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郭逵
文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陈升之、吕公弼、吴奎、韩绛、邵亢、司马光、冯京、吴充、蔡挺、王韶，签书枢密院事曾孝宽、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后改枢密副使）、吕公著（后改枢密副使）、薛向（后改枢密副使）、韩缜、安焘
宋哲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无
文职出身正职 知枢密院事章惇、安焘、孙固、韩忠彦、曾布
武职出身副职 无
文职出身副职 同知枢密院事安焘、范纯仁、赵瞻、韩忠彦，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刘奉世，同知枢密院事曾布、林希
宋徽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无
文职出身正职 知枢密院事曾布、安焘、蒋之奇、蔡卞、张康国、郑居中（后改领枢密院事）、吴居厚、邓洵武，领枢密院事童贯、蔡攸
武职出身副职 无
文职出身副职 同知枢密院事蒋之奇、章楶、安惇、刘逵、林摅、郑居中、管师仁、侯蒙、王襄，同签书枢密院事童贯，同知枢密院事蔡懋
宋钦宗朝
武职出身正职 无
文职出身正职 领枢密院事童贯、蔡攸，知枢密院事吴敏、李纲、冯澥
武职出身副职 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
文职出身副职 同知枢密院事蔡懋、李棁，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后改同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唐恪，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宇文虚中，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聂昌、孙傅，签书枢密院事李回、曹辅、张叔夜 在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作为最重要的中央机构而始终存在。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贯一人属于宦官外，其余文、武出身的长贰官员先后共有203人。为了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观察北宋文臣、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及影响，可以首先根据上表所列枢密院长贰的情况，对其文、武出身者的人数和任职时间进行如下统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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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二、北宋前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综合前列人数和分析对比数据的情况来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间，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长贰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贰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以下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从考察具体人物的角度入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以文驭武”方针在枢密院的影响。
北宋建立初，枢密院长贰并用文臣、武将，而武职出身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任职时间上都略占优势。如最初沿袭后周旧制，以武臣吴廷祚与文官魏仁浦并为枢密使。以后，文臣赵普和魏仁浦主宰枢府二年。但随之，武将出身的李崇矩连续独任枢密使八年多时间，为宋太祖朝枢密院中任职时间最长者。在此期间，还曾有三年时间由李崇矩与将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赡完全掌管西府。开宝五年，李氏因“赵普为相，与崇矩分秉国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颇不悦”，才罢官出镇地方［1］。李崇矩遭黜后，文官沈义伦和武官楚昭辅以副使身份掌枢府，正使则虚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将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来，赵匡胤时代充分考虑了武将熟悉军情的特长，在枢密院中给其足够的重视，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如李崇矩和曹彬，皆历经沙场，以军功获誉，因深得开国皇帝信任而主掌枢密院。这正与宋太祖朝处理文武关系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也可以说，当时虽不遗余力削藩镇、收兵权，也竭力恢复文臣的权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阴影，但并未忽视武将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为弑兄篡位的阴暗心理影响，故对武人无疑更加猜忌和防范，并采取了更多的压制武将力量的措施［2］。但赵光义毕竟也出身行伍，还不至于在观念中抛弃军人这支力量，所以在枢密院机构中仍然延续了旧制，并用文臣、武将。其中曹彬任枢密使有七年时间，武将楚昭辅任枢密使五年，武职出身者赵镕任知枢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显则出任枢密使达八年之久。另外，王显、楚昭辅、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职出身者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枢府副职，时间各有长短。而与此同时，文官担任枢密院正职者人数相对较少，时间也较武将短得多。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正是从宋太宗开始，在刻意推行抑制武将政策的形势之下，枢密院虽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旧制，但在实质上却弱化了武职长贰的角色作用，将大量具有军职身份却无武将本色的亲信之徒安插在枢府要职之上，为自己掌管军权。如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为宋太宗藩邸亲信、属吏，名为武官出身，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从而得到重用。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而已”［3］；柴禹锡在宋太宗藩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赵光义登基后，柴氏积极替天子刺探外臣动向，所谓“每夜值，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终于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4］；赵镕“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5］；杨守一则“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后与柴禹锡、赵镕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狱案而平步青云［6］；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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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史》卷268《王显传》。
［4］《宋史》卷268《柴禹锡传》。
［5］《宋史》卷268《赵镕传》。
［6］《宋史》卷268《杨守一传》。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营造“崇文抑武”政治气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谨慎见长的大将曹彬，愈加谨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所谓：“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待。”尽管如此，曹氏以后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罢黜，即使当弭德超诬陷之事败露，也未能复职［４］ 。宋太宗时代枢密院内武官长贰的上述畸形状况，完全是统治者处心积虑锻造的结果。既然在两次北伐失败后完全转向“守内虚外”，自然也就无需良将猛士，而逢迎顺从的武职人员与文臣配合，正能满足君主集权的需要，使枢密院成为制约将帅、控制军队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后，在各项方针政策上都继承了所谓的祖宗之法，事实上主要是宋太宗后期制定的统治原则。其中在枢密院用人体制上，又在继承乃父既定方针的基础上向进一步抑制武人的方向发展。在此阶段，如前所述，枢密院中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和任职时间上与武臣大致对等，从形式上已改变了以往武人居多的局面。而实际上，自“澶渊之盟”之后，统治集团安于现状，羞谈用武，文臣遂开始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如从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七年的八年多时间里，文臣王钦若和陈尧叟连续并任枢密使，参与导演了东封西祀活动，深得宋真宗的宠信。此后，王、陈二人又再度主宰枢府数年。另外，寇准、丁谓及冯拯等文官大臣也先后掌管西府。
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枢密院长贰，除了前朝旧臣曹彬、王显前后任职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玮及曹利用等人。这些武官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扮演着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５］如仍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莹，其所为连宋真宗也认为是“庸懦不智”，从而遭到朝臣们的轻蔑［６］ ；王继英原为宋真宗潜邸旧人，其特点也不过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称”［７］ 。周、王二人在枢密院，其职权自然受到担任副职的文臣王旦、冯拯及陈尧叟的制约。马知节出身将门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见地的良将，曾长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线御敌，颇有战功。不仅如此，马知节还关注国防建设。他在出任签书枢密院事后，面对议和后粉饰太平、轻视武备的局面，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８］ 但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９］ 。由此可窥见其处境之一斑。马氏终因与王钦若、陈尧叟不和而被驱逐出枢府。以后，马知节虽再度返回枢密院，但任知枢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挤出朝［１０］ 。曹玮则是曹彬之子，从军后长期镇守边关，颇有谋略，曾提出压制西夏的有关良策。史称其“为将几四十年，未尝败衄，威镇西鄙”。然而，曹玮却因被丁谓视为寇准之党，而被罢免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长期受到打击。其结局与马知节相似［１１］ 。在宋真宗朝后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权位相当稳定，先后任长贰之职长达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国公。以后，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继续任职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则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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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史》卷470《佞幸传·弭德超》。
［3］《宋史》卷268“论曰”。
［4］《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宋史》卷258《曹彬传》。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
［6］《宋史》卷268《周莹传》。
［7］《宋史》卷268《王继英传》。
［9］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因为附会丁谓及刘后集团的结果。宰相李迪就曾抨击其为丁谓奸党［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