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真宗咸平元年（998）除夕，王禹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之后修建小竹楼二间，并于八月十五日写作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一文。笔者认为，此文可从“静、趣、雅”三个方面来赏析。
关键词：王禹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三层境界 静 趣 雅
王禹（954―1001），字元之，汉族，北宋著名文学家，白体诗人、散文家。济州巨野人（今属山东）。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等职。因被贬黄州并卒于此，世称王黄州。王禹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他一生屡遭贬谪，因而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其百折不挠的坚强品格。
淳化二年（991），王禹因徐铉一案，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他移官解州。同年秋被召回京城，不久又遭外放，随即又被召回。太宗至道元年（995），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997），再被召回，因直书史事，引起当朝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咸平四年（1001）冬，改知蕲州，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王禹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
王禹的散文继承了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精神，以“传道而明心”自励，风格简雅古淡，语言平易流畅，对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有积极影响。《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是一篇传诵不衰的抒情散文，王安石曾称：“《竹楼记》胜欧阳修《醉翁亭记》。”文中作者对身处竹楼的乐趣极尽渲染，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仿佛作者不是被动地谪居于此，而是一次彻底的心灵休憩，但含蓄地表现出一种愤懑不平的心情。文章从整体的情绪表达来讲是比较消极的，虽然作者表面上一直在赞誉竹楼生活的怡然自得之乐，但是文中所透露出的无奈与愤懑之情还是作者主要想表达的。比起其他作家因遭贬谪而通篇抱怨的作品来讲，《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格调还是比较清新质朴的，特别是文中以“竹”来体现文人的高尚情操和品格追求，沿袭了古风。从艺术手法上来讲，此文也很有可观之处。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赏析作品所表达的三层境界。
第一层境界为“静”。“非宁静无以致远。”
中国有两个相对的成语可谓惟妙惟肖：门庭若市――门可罗雀，分别形容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得意得势时，热闹非凡，一旦失意失势，立刻人走茶凉。能成大事者必先耐得住寂寞。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作品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以此阐明作者隐居生活之乐和高洁傲岸的情操。但刘禹锡在这里享受的是被贬谪之后的另一番生活情趣，和有文化、有修养的贤人畅谈，颇有魏晋“清谈”的风度，以此来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颇有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之感。而王禹则不同，他不仅仅是能够耐得住寂寞，更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寂寞，享受谪居生活带给他的宁静之趣。
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开篇作者即告知我们，在建竹楼选址时，“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作者刻意选择了偏僻的地方，以自然的悠远寂静，来获得心灵的平静。这里虽然不能常常与鸿儒谈笑，但可以“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不可具状”。无限的静趣就这样从竹楼中流泻出来。
中国文人有寄情山水的传统，从屈原到陶渊明再到李白，皆是如此，他们纵情于山水，在自然之中求得心灵的宁静。因而中国才有了那么多传至后世的山水田园佳作。另外，中国历史上被贬谪的文人不少，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抱怨之作，或感叹身世，或品评世道，即使写景，也多是愁苦之作。如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白居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是北宋绍圣四年（1097）被贬郴州所作，满篇皆是哀怨之情。
王禹被贬之时，正是除夕。本是普天同庆之时，他却背井离乡。而作此文时，又恰逢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地处偏僻，人声寂寂，本应满腹牢骚，作者却怡然自得：“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这就将谪居之寂寞化
为清雅情趣。这份心境的确大气十足。而宁静的环境与恬静的心态又恰同宋代理学家所说的“静后见物自然皆有春意” （《二程遗书》）相近。
不仅如此，更因为静，随之带出了作者谪居生活的第二层境界：“趣”。“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小竹楼环境的清幽和作者内心的宁静，使居住于此的王禹一年四季感受到了别样的情趣：“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作者以动衬静，看似写声音，实则还是写安静所带来的乐趣。文中所描写的声音，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才可以听见的。特别是如碎玉般的簌簌雪落之声，如果不是环境的清幽和作者内心的宁静，恐怕作者也如大多数人一样，只能欣赏到雪落的静逸之美，而无法聆听落雪的声音。这既是作者在竹楼生活的无限情趣，也显示了竹楼主人人格的雅洁崇高。
王禹进一步在文中写道：“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此段给读者的感觉恍如时间静止不动，仿佛作者不是被贬谪，而是隐逸在此，乐趣十足。
一“静”一“趣”，在作品中相互映衬，既表现生活之素雅，也表现了作者的超凡脱俗，这就又将读者带入到了作品的第三层境界――“雅”。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独立的人格与价值，他们极力主张一种雅致的生活，追求一种雅趣。
明末清初的张岱，在《西湖七月半》里以诙谐的手法，描摹了五类人赏月的姿态，在张岱看来，只有文人雅士才真正懂得如何去赏月，这正是一种雅趣的体现：
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而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作者同样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以历史上的名楼和自己的小竹楼相比较，表达了一种诗人的风韵――雅！
不慕高华、鄙夷声色，这是中国文人所固守的道德修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可谓是文人雅士的最高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绘画中，谓梅、兰、竹、菊为“四君子”，其千百年来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古人把人格力量、道德情操和文化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通过“四君子”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
其中竹子高风、劲节、虚心、凌云、清雅、脱俗，常常作为一种人格力量、人格理想的象征，清秀于外，雅逸于心。很多文人都非常喜爱竹子，也写下了许多诗文，喻理明志。宋代的大文豪苏轼曾这样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
王禹选择建筑竹楼而居，除了黄州本身盛产竹子的原因，笔者认为更多是为了表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其作品中提到的名楼，皆因文人名篇而流芳于世，本是墨客骚人聚集之地，但在王禹的眼中，它们却只是歌舞场所，自己不屑于与之为伍。能在屡遭贬谪的情况下，保持此种雅洁的心态，恰恰是因为作者心中的一份静逸与素雅。
虽然《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一文以竹楼为中心，但也对竹楼内外景色展开了描写，勾画出了一个幽静清隽的境界，表达了作者被贬谪之后寄情山水的乐趣。但多舛的仕途还是让作者在文中抒发了一些屡遭贬谪的愤慨。如“岂惧竹楼之易朽乎？”既是埋怨之语，透出作者淡淡的无奈与哀怨；也是旷达之语，虽命运多舛，然居竹楼一日，就持守淡泊清雅一日，不虑竹楼之朽。
从环境到生活方式，再到内心世界。王禹虽也不能免俗地抱怨、感叹：“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却又能立刻释怀：“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作者刻意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搭建简易的竹楼，笔者认为，一是为免去世俗的干扰，用环境的清幽来宁静自己的心态；二是作者心中还生发出一丝希望，竹楼虽易朽，但之前的经历让作者认为自己不会久居此地，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
无论作者何种心态，作品提供给我们的谪居之乐，却是令人敬佩的。从放下被贬谪的痛苦，到享受谪居之乐，再到自我勉励，比起文学史上一些因遭贬谪而自怨自艾的作品，这篇散文倒令人心旷神怡，为此，笔者认为，《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不失为一篇励志佳作。■
参考文献：
[2] 高原.人文蓝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