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狂人日记》和《在细雨中呼喊》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之作。二者虽写于不同的时代，但却在弃绝的经验和解构的“父法”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鲁迅和余华在不同代际间的共同书写给予了作品广阔的阐释空间，这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弃绝 反抗 父法 解构
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和扛鼎之作。《狂人日记》里塑造的“狂人”是一个被封建正统家庭抛弃的弃绝者，也是一个反抗宗法制社会的叛逆者。而余华于1991年发表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不仅对其创作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也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精品。小说通过孙光林内心世界的“独白”，展现了弃绝经验的深广以及“父法”世界的荒诞与不堪一击。虽然两部作品相隔已有半个多世纪，二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血脉在流淌，同时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一、弃绝的经验 《狂人日记》与《在细雨中呼喊》同样都描写了弃绝的经验。“狂人”和“我”首先不为当时的社会秩序所准入，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社会弃绝;他们同时也是被家庭排除在外的孤立者，这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家庭弃绝;“狂人”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作为“吃人”队伍的一员，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内省意识，“我”也在被众人弃绝的境地中感到自身存在的虚无，这便是第三层意义上的自我弃绝。三层意义上的弃绝经验，虽各有侧重，但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同代际间共同书写的可能性。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由乡村内部成员和乡村外部成员共同构成。前者如陈老
五、赵贵翁、二十年前就有过节的古久先生，七八个“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的人以及“青面獠牙的一伙人”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内在的社会关系网，他们都在全力维护既有的人伦道德规范，以敌视的眼光打量着“狂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1}然而，他们仍然信奉那一套封建法则，鲁迅对此显然具有清醒的认知;另一层的社会关系由乡村外部成员构成，像“狼子村的佃户”，大哥引来的“给你诊一诊”的“满眼凶光”的“老头子何先生”等。“狼子村的佃户”带来的消息是大恶人被打死挖出心肝吃。何先生传递给“狂人”的是“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总之，所有的信息都承载着“吃人”的内容，“狂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
《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我”虽然没有患上“狂人”的被迫害妄想症，然而也是一个极度的孤独者。村里人一直忽视“我”的存在，在他们眼中，“我”简直像个怪物。当“我”被送走后，与国庆、刘小青等人成为朋友，共同反抗着大人世界的荒诞和他们的压迫。后来，又与从城里来的苏家兄弟结成了友好的关系，一起经历了青春期性意识首次觉醒的悸动和慌张。整部小说中，不仅仅是“我”，所有的同龄人（包括“我”的那些朋友们）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到被社会弃绝的境地，但却有着强烈的反抗弃绝的精神。他们对生活的前景一无所知，却都快乐而坚强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最大的讽刺。
再来说说家庭的弃绝。鲁迅曾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2}“狂人”在家里并没有受到母亲的关爱（甚至妹子的死亡也可能与母亲有关），而其父亲根本是“不在场”的，唯一一个“代父行命”的大哥，也丝毫没有表现出丁点兄弟间的手足亲情――他亲口对“狂人”说过“易子而食”“食肉寝皮”。所以，“狂人”所处的“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然而即便这样，他还是要呐喊：“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是战士“狂人”反抗弃绝最决绝的方式。同“狂人”相比，孙光林的处境似乎也很糟糕。他还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却生活在一个极度压抑的环境当中：贫穷的家庭、暴躁的父亲、懦弱的母亲、孤苦的祖父以及各怀鬼胎的兄弟，“我”经常被打骂、被冷落、被像猫一样送走……。余华在这里揭示得似乎就是生存的弃绝之境了，因为父爱、母爱、兄弟之爱相继对他弃绝，这是对成长残酷而极端的表现。
正是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弃绝，让“狂人”与“我”同时患上了深深的自我弃绝之感。不同的是，“狂人”的自我弃绝是因为他意识到“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以及“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是多么深刻的内省意识！“狂人”作为受迫害者，同时也作为可能的迫害者所引发的心灵上的不安与对自我的谴责，真正体现出个性意识崛起时代人的自我启蒙、自我祛魅乃至自我弃绝的自觉，这是鲁迅的高明之处。而孙光林的自我弃绝是因为他经历了以冯玉青――曹丽――音乐老师――刘小青哥哥为代表的人生各阶段四次理想的幻灭，失落的心灵伤痛积淀为灵魂的沉重孤独，压迫窒息着他的人生。虽有同龄人一起玩耍的快乐，不过，那都是一群不幸的孩子用他们倔强的方式对世界做出的反抗。当孤独的硬壳始终紧紧地包裹着他们时，自我弃绝就成了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那不是放逐的想象，而是一种存在的事实。
二、解构的“父法”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作为一个反封建斗士，他首先进行的是对家庭伦理的反抗，是对家的弃绝和“父法”的解构。《狂人日记》中并没有父亲这个字眼，“狂人”有母亲，有妹妹，有大哥，唯独没有父亲。在传统的封建礼法当中，父亲绝对是一个权威性的存在。小而言之，他是一个家庭的统治者;大而言之，他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是整个社会的立法者。父亲的缺失，使得大哥“代父行命”，掌握“管着家务”的权力。但大哥的权力无法与父权本身相提并论，而且“狂人”对于大哥的态度颇为不敬。他没有长兄为父的意识，在他的眼里，大哥分明和“吃人肉”的是一伙的。“狂人”始终以一种冷峻犀利的眼光审视着作为“父法”执行者的大哥。
再者，“狂人”所反抗的父权，其真正要解构的“父法”，最终是指向历史之父，指向政治之父。他“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狂人”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对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无情嘲弄和有力驳斥。封建社会的历史原来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在这里，历史的神圣与尊严，它的正义和理性通通消失殆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封建历史与政治弃绝了它们作为历史和政治本身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它们没有让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人，而是滑向了“吃人”的深渊，这必然要引起“封建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们的反抗。“狂人”勇敢地揭开了封建社会罪恶的本真面目，踹掉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他要将这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众，以起到疗救的作用。 同样，《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重心也在于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余华在小说中对父亲的描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精彩的手笔。《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父亲是一个暴力、浪荡、没有责任心的家庭最高统治者。他对他的父亲和儿子们竭尽全力施展淫威;他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寡妇那张已经毫无诗意的床上;他最大的功绩是把贫困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但同时，父亲也是一个可悲的无赖――他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弃绝了家庭伦理，弃绝了他的父亲和儿子们，自然也会为别人抛弃。小说中，儿子孙光明最先在水里淹死，孙光林、孙光平先后离开了他，母亲和祖父孙有元也在病中相继死去。最后，孤零零的父亲终于在村口的粪坑里找到了永恒的归宿。
余华在对现实的父亲进行祛魅，否定他的光辉形象时，也不忘用戏谑的笔调对政治之父进行嘲讽和解构。《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广才因儿子孙光明舍己救人成为英雄，便沉浸在英雄父亲的自我陶醉中，幻想得到政府的奖励以摆脱贫困的处境。然而事实情况是，父亲信心十足的等待迅速破灭，政府并没有给他任何奖励，备感失落的父亲便铤而走险去向被救者家庭进行勒索。贫穷加上愚昧剔除掉了父亲身上所有的尊严和神圣。这不仅仅是针对孙广才而言，因为政治之父的神圣和权威也在那个贫穷饥饿的年代里被彻底解构了。
罗兰・巴特曾说：“最大的问题是去胜过所指、胜过法律、胜过父亲、胜过被压制者，我不说驳倒而是说胜过。”{3}“父法”被胜过，意味着“父法”背后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所构成的一系列的逻各斯被彻底消解和解构。解构了“父法”，意味着解构了一种既定的语言秩序，解构了一种为当时意识形态确认的权威意义。鲁迅和余华的作品正是借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一个广阔的无边的天地。
《狂人日记》和《在细雨中呼喊》虽然创作于不同的时代，但却以弃绝的经验和解构的“父法”上的相似性，逾越了不同代际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当讲述话语的年代一变再变，一些经典的文本之间却总能找到某些共同的书写，且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这大概就是经典永恒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