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是封建社会的大总结时代，文学亦呈新象：女性创作空前繁荣。本文试图以众多女性创作团体中的随园女弟子为例，从个体创作演变为群体创作，出现师从男性现象，由内阃之言走郊游和唱这三个方面，整体上去分析阐述女性创作身份的转变。
关键词：女性创作 随园女弟子
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繁荣，特别是太湖流域堪称天下财富之首，加之交通四通八达，从而使得居民的思想由传统的刻板守旧转为灵活开放，“其人富于理想，尤长玄妙之思”。在思想领域，一场以个性张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思潮兴起，其根本是通过对礼教的蔑视达到人性的回归。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判断机敏，敢于标新立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女性这个一直不被社会重视的群体，自身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她们的个性较清代以前的女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女性的平等独立意识也渐渐树立。且自乾隆朝以来，结社之风渐盛，派别林立，士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标榜女性的诗才，在理论上为才女的创作大张其目，以解除她们的思想障碍和舆论压力，在行动上给予其支持和帮助，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创作。
由于以上各因素的影响，清代女性创作具有异于前人的特点，本文主要从袁枚门下的随园女弟子去分析：
一、清代女性创作由个体创作演变为群体创作
一是数量上非常可观。虽然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女性创作的说法和记载，并且此后每个朝代都不乏女作家。这其中有创作成就相当高的作家，如宋代词人李清照。但明朝之前，女性作家的数量并不多，而且整体水平较低，大多呈现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点。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朝中后期，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90%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由此不难看出，女性文学成为清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群体性的创作。自古团体都是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而在清代，女性创作则首次以团体性规模出现。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清代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一般是以一男性为首，来提倡指导女性创作，而后形成了该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文学群体。乾嘉时期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比如毕沅一家，母亲及姐妹毕汾、毕湄与女儿智珠皆能诗，而且毕母又是“西泠十子”之一。这使得一些名门望族不仅以其显赫财富、尊荣地位耀世，而且还因浓厚的文学创作气息为人所传道。清代乾嘉以袁枚为代表的随园诗社虽然称不上女性团体创作的揭橥，因为稍稍早于随园诗社有任兆麟指导的“清溪吟社”，但是就其艺术价值、影响力等方面来说，随园诗社的成就及受关注度远远高于“清溪吟社”。随园诗社在当时社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女性也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大规模地走出闺阁进行文学创作，完全违背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于阃”的封建传统。
这些群体性的创作，所呈现的风格也是多样的。清代女性群体进行创作，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时代的觉醒，她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男权大于天的格局下女性话语权的必要性。所以她们开始走出闺阁，冲破男性桎梏下的封建制度。以随园诗社为例，女性作者除了与师长袁枚进行结社、答唱，私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互有往来，如孙云凤有《题席佩兰女史拈花小照》，金逸有《题汪宜秋内史史稿后》等等，这些都是意识觉醒中的女性进行的一种创作。而在众多随园女弟子中，她们的诗作风格也是迥异的。比如“第一弟子”席佩兰其诗境界高远，虽未能尽洗脂粉铅华，却已突破闺阁藩篱，主体意识强烈，虽为才女，却有丈夫胸襟，诗作风格语出性灵，清新自然。如她在《闻宛仙以弟子礼见随园喜极奉简》中说：“诗教从来通内则，美人兼爱擅才名。何当并立袁门雪，赌咏风前柳絮轻。”①这是对诗歌理论的一种自觉思考。《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写道： “作君之诗守君学，有才如此足传矣。”②“功名最足累学业，当时则荣殁则已，君不见古来圣贤贫贱起。”③诗中既可见其不凡的识见与卓越的才华，又能看出她对科举功名的超然态度，同时对“剑气”“诗才”的高度重视亦可见一斑，无论哪方面也绝不输于当世男子。
二、女性师从男性现象
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个开杏坛，办学校，并且提倡“有教无类”。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个“类”是将女性完全拒之于门外的。直至袁枚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类”，袁枚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公开大规模地招收女弟子的人，这是女性创作史上一次绝好的契机。袁枚倡导女子作诗，尽管清代女子作诗蔚然成风，但“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宜为诗”等传统观念依然有市场，一些女子仍深受其毒害。如吴江女子徐秀芳，虽早慧喜吟咏，但却认为有悖“妇德”，故临殁，悉以诗稿投入炉中，曰：“薄命人无留此为后人笑也。”④鉴于此，袁枚向阻碍女子作诗的传统观念发难：“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 《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⑤传统观念压抑女子的创作才能，漠视其潜在的或已经显示的价值;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珍视女子的价值，要发掘女子的创作才能，扫除女子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障碍，为女子作诗鸣锣开道，撑腰打气。既然《诗经》之首“皆女子之诗”，可见女子作诗乃天经地义之事，无须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乾隆诗坛盟主袁枚的倡导对包括随园女弟子在内的女子作诗无疑是个鼓舞，增强了女弟子作诗的勇气与信心。
而在这以前是没有女性敢公然师从男性，亦无男性大量招收女弟子。随园女弟子师从袁枚，对她们本身的创作也是有很大提高的。而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女性的创作还不能完全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需要依附男性来获得发展。
三、由内阃之言走向郊游和唱
从束缚已久的闺中吟咏到闺外唱和，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去冲破牢笼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企及的，而是这一代女性的杰作。正如袁绶所感慨：“群聚欢难续，孤吟兴不豪。”{12}群体的突破才更具影响力，才媛们在结社聚会之中切磋诗文，不仅增进了诗艺，开阔了视野，而且使她们的生活更富生机和活力。从“一门风雅”走向“同里唱和”，伴随着身体的出游，她们的精神也更加自由。
{7}{8} 陈宏谋辑：《五种遗规》之《宋尚功・女论语》，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第107页。
{9}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