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天空满目蝗虫般的敌机，地面四处火光冲天，医院躺满伤员，防空洞人满为患。英国路透社记者报道：“重庆市区的一半一片黑暗，电话也不通。居民沿街而寝，挤满了街道。”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我‘荒鹫’部队大机群连日猛烈轰炸下，敌都重庆显然已成一座死城。”
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中国还能不能扛下去？抗战还能支撑多久？
重庆军民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
严阵以待 努力生产
1939年初，原调往成都休整的空军第四大队将士主动请战，移驻重庆。第四大队是中国空军劲旅，此前已击落敌机80架，为纪念以身殉国的首任大队长高志航，又名“志航大队”。飞行员大部分都历经过扬州、杭州、南京、汉口等地的战斗，身经百战。航空委员会倚重四大队，给予满额编制，下辖3个中队，后来又补充1个中队。
重庆防空司令部扩充高射炮炮位，增设探照灯，加紧修凿防空洞、防空壕。广泛进行防空知识教育，举办防空人员训练班、防空情报训练班，印制大量宣传资料，分发各机关、团体。还采用举办展览，示范活动，普及防空、防毒知识。制定《空袭时国民信条》，公布公共防空洞地址，实行灯火管制、避难管制。
民品企业日夜开工。钢铁厂、化工厂、造船厂、纱厂、棉纺厂、毛纺厂、机器厂、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茶叶厂、糖果厂等企业，一俟警报解除，马上投产。《中国工人》杂志报道：“我们试游江畔，便觉得人烟骤增，机声聒耳。看见数十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造。有的正在开工制造，其奋发努力，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国民党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蒋介石发表《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共产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团结抗战 回答敌人轰炸》。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一致表示决心共赴国难，迎击暴敌。
国难当头，全民动员。1939年3月，重庆《国民公报》连续13天报道各界捐献盛况。
工商界积极响应。丝业、棉花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亚建筑公司、旅馆业、绸缎布业、餐饮业、烟草业、民生轮船公司、白炭业、建筑业、陶器业、油漆公会、服装业、木作业、胶皮业、煤业、颜料业、理发业、运输公会、酒业、纸盒装潢业等，争先恐后捐款。
金融界方面，迁渝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川省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川盐银行、上海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成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川建设银行、江海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重庆银行、湖北省银行、大陆银行、四川储蓄会、安徽地方银行驻渝办事处、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广西省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湖南省银行、甘肃平市官钱局、陕西省银行、安徽地方银行、湖北省银行、江苏农民银行、广东银行捐献1万元至10万元。
7岁小孩梁阿富抱来陶制存钱罐，当场敲碎，献零钱49.88元。“小广寒”书场女艺人蒋俊卿、俞美云、张梅卿、亚红、张君秋、李桂凤，“林山楼”艺员朱雅云、朱雅仙，“大广寒”艺员张月秋，捐首饰及现金。
蒋介石夫妇、孔祥熙夫妇、立法院长孙科、外交部长王宠惠、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内政部长何键、交通部长张嘉H、三青团书记长陈诚、港澳党务主管吴铁城等人捐献2000元至10000元。
各界人士捐赠的实物有金砖、金戒指、银锭、银条、银花插、银手镯、银项链等。宋美龄捐献一枚金质勋章。巴县民众捐献粮食5000石，江津士绅捐4000多石。
1939年11月，全国征募寒衣300万件任务完成，从重庆分发10个战区。1943年5月，全国慰劳总会发起陪都各界鞋袜劳军运动，要求每甲（居民点）至少捐献布鞋、布袜各一双。
各项义卖活动、建国储蓄活动、“一元献机”活动如火如荼。冯玉祥将军义卖书法作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捐出微薄薪金。
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征兵令》《兵役法》《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每天均有新兵在朝天门登船，出川杀敌。据统计，战时四川和重庆向前线输送将士61万名。修建白市驿机场、中坝机场，调集民工数十万。
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兵司令的岳飞后人岳天，回忆从重庆出征前，“岳”姓官兵齐聚城内关岳庙，在左臂刺青“精忠报国”，誓死杀敌。
有条不紊 坚守岗位 党政军机关迁至市郊歌乐山、青木关和北碚之间的迁建区，利用庙宇祠堂、民间空房，或搭建茅草棚屋，照常办公。迁入青木关山间的教育部，甚至发生过豹子夜闯办公室之事。中共南方局从城内机房街迁往城外红岩村。
电力公司总经理刘航琛，在谈到员工坚守岗位时说：“今后无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给，绝不中辍一日。”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表示：“吾人对于各种原料，如水管之存储，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退一步而言，敌人即便将水厂全部炸毁，亦不能断绝本市之水源。吾人仅需吸水机一具，即能引江水灌诸水管，而供市民取用。”
1330名川江工人写信给国民参政会：“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不管死活工作，与其说是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
公共汽车公司的员工，已经习惯闻警停车，疏散乘客。轮渡公司不仅未减少航线，反而新开辟牛角沱至相国寺、大溪沟至刘家台航线。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院、南开中学、树人中学等院校多次遭到轰炸，但是师生员工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坚持教学和科研。
老市民齐仕蓉回忆说：“小学时代为了躲飞机，家里数次搬迁，我也多次转学。有时在鹅公岩，有时在化龙桥，有时在江北，有时在沙坪坝。有时上正规学校，有时上私塾或在家自学，总之坚持不懈求学。常常上课时拉响警报，去防空洞避一避，又接着上课。”
新闻出版界克服种种困难，不间断出版发行报刊书籍。当好几家报社被炸毁时，协商出版10大报联合版。加入其中的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最大民营报纸《大公报》、全国金融财政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党军委会机关报《扫荡报》、三青团总团的《西南日报》，以及代表地方势力《新民报》《国民公报》、代表地方进步力量的《新蜀报》、代表工商界的《商务日报》。联合版存世3个多月，共出99期，直到局势有所缓和，各报恢复自办，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意志坚定 同仇敌忾
作家老舍在《“五四”之夜》中写道：“次日早晨听到消息，文艺协会幸免于火！在会中的梅林、罗烽、辉英，都有了下落。晚间到文艺社去，得到更多的消息，朋友中没有死伤的，虽然有几位在物质上受了损失。朋友们，继续努力，给死伤的同胞们复仇;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
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在《重庆一瞥》中写道：“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
女作家冰心在《摆龙门阵》中写道：“我的朋友们都瘦了，都老了，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他们都很快乐，很兴奋，争着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他们说忙，说躲警报，说找不着房子住，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
记者于鸣写道：“孤零和苦难，把他们锻炼得坚强，刚毅。在六个难民收容所，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淌眼泪！相反的，我曾看见一位30余岁的家庭妇女，没受过什么教育，气愤地说：‘我真不该是女人，要是男子汉，一定报仇去！’”
女作家林无双在《重庆战时风光》中写道：“奇怪的是当战争拖下去时，中国的士气越来越高。收复一座城池，在空袭后就有提灯会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我们依然照样生活，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立即拿起书包上学去。夜袭次日，人们又在6点或7点起身工作。还有的孕妇就在防空洞里生孩子。”“炸弹怎能摧毁我们的士气，怎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但我们无论如何却要抗战到底。”
正义凛然 巍然屹立
重庆军民坚决抗敌，受到外国友人好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道：“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而且没有逃难。从全体居民来说，民气正一天天进步着。日本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德国友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人民过去曾备尝痛苦，在忍耐力和持久力方面，更具悠久传统，决不会因任何胁迫放弃其抗战建国的目的。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可能都赶不上中国。”
甚至连敌人也发出哀叹。多次参加轰炸重庆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报告中写道：“以往报道的轰炸效果有所夸大，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据我亲自观察，不如说，重庆已向周围发展。”“单凭轰炸，使其屈服是绝不可能的。”
“愈炸愈强”，这是书写在山城断垣残壁中的一幅标语，它充分体现了重庆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