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表示：中国经济、城乡流通的活跃，很重要一条是取消了“投机倒把罪”。
“那时的喇叭裤、录音机，怎么会‘哗’一下全国到处都是？那么多加工企业怎么起来的？就是那些搞流通的人，建立起了商品流通的全国大市场，刺激了10多亿人的巨大需求。”李克强说。
对投机倒的认定和打击可以追溯到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之前，1949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在《严惩投机倒把》一文中提到：“要取缔那些循环倒卖，刺激物价，从而获得超额的利润的行为”。
陈云曾经在上海指挥过平抑物价的战役，调集更大规模的物资配售和平价出售，投机者等不到涨价，付不起利息而抛出货物甚至破产。
但在1963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五反”的指示中将“投机倒把”定义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罪名升级会带来治罪方式加码，是政治运动就难免过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张学兵告诉《博客天下》。
1964年11月，胡耀邦出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就因当地群众性运动打击面过宽，决定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进行复查。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第117、118、119条均是关于投机倒把罪的认定和惩处。
张学兵认为“投机倒把”开始去政治化是一件好事，但罪行内容总体上还是“宽泛和笼统的”。
一点松动就能创造出惊人的繁荣，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有这样的情节：1980年，孙少安去市场卖南瓜，发现他姐夫王满盈在卖耗子药。王劝孙少平出来做生意，不要被圈禁在土地上，因为“政策允许了”。
政策摇摆于“市场”和“计划”之间，判定王满盈这样的冒险家行为是否属于“投机倒把”时常反复。
“投机倒把罪”的宽和严成了经济政策的晴雨表。
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大约11种投机倒把行为。
1990年代相继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让“投机倒把”这样的口袋罪失去了意义。
1991年，李克强在博士论文《中国城市的三元结构》的一个脚注当中批评道：“从农业方面看，农产品价值应该全部从消费者（包括收购者）那里得到补偿，但是由于价格扭曲，农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由乡镇企业来补偿。这在经济上是牺牲多种效率。”这是一个支持市场和价格作用的表达。
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但“投机倒把”在《条例》中继续存活了十多年。
2003年，沈阳市工商局查封了当地一家服装店，认为该店在不具备进口经销手续的情况下销售外国服装，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店主将工商局告上法庭。
“我当时非常自信，认为投机倒把罪早就没有了。”此案律师姜彩熠告诉《博客天下》。
法院通过沈阳市工商局“请示”了国家工商总局，得到的答复是“国务院没有撤销《条例》，依然可以作为工商局行政执法的依据”。
他们就是李克强口中“搞流通的人”。重提废除投机倒把，意味着这位总理可能要继续推进减法，用解放束缚激活市场，努力再现那种突如其来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