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我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中的人物牛振国失踪了。亲人们均不知他的去向，只发现一张他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南方之南，北水之滨”。这八个字耗尽了子女们的精力，大儿子牛青松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沉尸北仑河，这具尸体把牛家人吸引到了中越边界。他们的目光向南，越过河流，终于明白牛振国去了越南。果然，他们在芒街找到了他，但他已经失忆，从前的生活一笔勾销。评论家张清华先生说，由于越南和中国体制相似，牛振国把在中国过过的生活又在越南过了一遍。这个小说写于1996年，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呈现越南背景。
因为文化的隔阂，我总是把越南想象得很遥远，仿佛比北京还远，比欧洲还远。1994年冬天，两国边境开放后，我去了一趟越南，才发现在地理上它离我们是那么近，近到仿佛只隔着一条河流。我和几位作家坐着一张竹筏，从东兴码头离岸，十几分钟就到了越南海关。过去之后，才发现他们的森林大海跟我们的一样，他们的肤色头发跟我们的也一样，甚至连方言都有相通之处。顿时，出国不像出国，倒像是走亲戚，或者到邻居家串门，亲切感扑心而来。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种植水稻，爱吃米粉。阳光一样炽热，雨水一样充沛，树叶一样腐烂，脑袋一样发烫。我是一个南方的写作者，因为热，所以容易产生幻觉，逻辑混乱，想象力异常活跃。按此标准，处于南方之南的越南，必然也有类似的头脑发热的作家，等待我们去认识和了解。
然而，地理的相近未必获得文化交流的优先权。那时，我们都急着向西方文学靠拢，忙于跟卡夫卡、加缪、萨特或者福克纳、海明威套近乎，兴奋于现代派、后现代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亚洲的作家们都在谦虚地向西方的作家们学习，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影响全世界的文学流派。我们，包括越南的读者都不太相信两国能产生一流的当代作家，这种念头至今恐怕还余音绕梁。亚洲国家对当代文学向来不太自信，每个国家的年轻人一谈小说必先谈欧美，好像哪里的人均收入高，哪里才有值得模仿和学习的文学。某些亚洲地区的文学课，也是先从欧美俄讲起，而对于邻国的文学不仅不知，甚至没兴趣阅读。这种“远香近臭”的毛病，倒是符合人性。而人性，又恰恰是文学的必须。我们往往忽略亲人或朋友，却对陌生人充满好奇。我们嫌弃自己的家乡，却对远方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文学，天生就在远处，在地平线那边，在太阳升起或落下的地方。
和西方文学一比，我们亚洲都过分谦虚，但一说到邻国文学，每个人都满怀自信，或者自傲。自卑与自信，严重地阻碍了亚洲文学的交流。有时，我们对邻国文学的兴趣，竟然要拐一个大大的弯。比如，许多邻国的读者，是因为赛珍珠的《大地》而开始关注中国文学。而我们对越南文学的兴趣，也往往是从杜拉斯的《情人》开始。赛珍珠虽然出生于美国，但她四个月时就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以及传记方面的杰作使她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法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越南西贡，18岁离开越南回到祖国。1984年，70岁的她发表了小说《情人》。在这部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里，她以惊人的坦率回忆了自己16岁时在越南与一个中国情人的初恋。小说荣获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至今已销售几百万册，使她成为当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之一。两位西方女性作家，分别以中国和越南为写作素材，作品均获得巨大成功。这说明，我们亚洲的写作素材没有问题，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写作素材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必须确立写作的自信。
中国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宣称他的写作要大踏步地后退。所谓大踏步地“后退”，就是要退到中国的文学营养之中，退到他老家山东的民间文学里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得以救命的是运用了他外祖母讲故事的腔调。他说他外祖母讲故事时从不质疑故事的真实性，正是继承了这种自信，他才创作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如果我们亚洲敢于放下偏见，就会发现中国、越南、日本和韩国等等国家，都创作出了毫不次于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只是我们还需要正视这种情形的勇气和阅读它们的耐心。
我在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父亲是个盲人，儿子是个聋人，儿媳妇是个哑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到和说不出”的家庭。没有比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困难的了，但他们每个人都借用对方的健康器官，完成了不可能的沟通。中国作家跟越南或者韩国读者的交流障碍，远没有他们三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那么巨大。所以，我相信，我期待，亚洲作家们笔下的故事会率先得到近邻各国的重视，并优先于欧美读者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