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末清初哲人黄宗羲(1610-1695)所著《明夷待访录尸新民本》诉求为例，可以看出中西思想近代进路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一、人类文明的近代进路其方向是共通的具体线路是网状的而非单线的
16-17世纪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总量中国还明显领先)，双方的一些地区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思潮滋生发芽。侯外庐、谢国祯、萧董父、余英时等海内外学者都对此有所论说，揭示了中西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笔者肯认这种诸文明的近代进路存在共通性的评判，但要特别指出，这种共通性是指方向性的共通，而非指具体发展线路全然一致。事实上，16-17世纪的中国与西欧的前近代社会又有着明显差异。一些学者从经济史角度分析过这种差异(中国重农，西欧重商中国封闭，西欧海外殖民、试图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等等)，此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欧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上的区别，这便是笔者在《封建考论》中申述的:
前近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社会，实行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前近代西欧是一个教会、国王、诸侯、市民四足鼎立的封建社会，实行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分权的贵族政治。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配置系统和社会构造方式。因其基点不一样，中西近代转型的方向虽大体一致，其变迁线路却颇相差别。且以中国近代早期政论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为例，来探究近代前夜先进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进路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二、共通性题旨:谴责专制帝制
《明夷待访录》的中心题旨是谴责专制帝制，这与西方近代思潮遥相呼应，但二者当时并未交流，而是各自独立生发。这正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近代走势存在共通性。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批判精神，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即该书所谓今之君时代)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皇权专制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在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笔者将其称之新民本。这种新民本，包含若干近代性内涵，直逼民主主义，当然尚存在差距。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相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之际，当然也不是发初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昌言理乱》，载《后汉书》《仲长统传》)。《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话鲍》)。
《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而的工作。就清理旧地基而言，《明夷待访录》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彻底性、整体性的词情并茂的批判，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就树立新建筑而言，《明夷待访录》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等。虽已非常接近近代政治理念，然而却新旧观念纠缠。其中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明夷待访录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明夷待访录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明夷待访录兵制二》)，金银易钞(《明夷待访录财计一》)等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孟德斯坞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
《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而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而，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以及冯桂芬1861年的《校那庐抗议》、郑观应1875年的《易言》、王韬19世纪80年代的《蚕文录外编》、康有为和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在立新方而，由于它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这样的陈旧论调，仅仅其表述方式可以体现立新的取向，而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体一致。
三、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发论
古今思想者品评封建的长短得失，多从政治架构着眼，尤其从分治一统合这两种政制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利弊加以判断，这可以称之政治视角的封建论。也有哲人议论封建，眼光投向思想文化领域，清人袁枚在这方而另辟蹊径。他指出，封建制政治的多元特征，使各类人才均得生存空间，诸种思想均得拓展天地。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圣人不可能在思想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抒展，诸种思想学说的光大传播，得益于晚周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袁枚这样论及孔子: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袁枚:《再书封建论后》，载《小仓山房文集》此乃精彩的文化视角的封建论。清末以下，不乏持袁枚这等识见者。近人戴季陶说:
周之制度，封建制度也中国文明之发达，至于周已阅千有余年矣。然发达之最盛者，则为周。周以后则浸微矣。汉之学术，多为穿凿。唐之学术，多为铺张。宋之学术，多为空迂，而周代文明所以发达如彼之甚者，则以中央无专横之政，地方之自由之权。竞争盛而进步亦速故孔孟与乎诸子百家，所以先后皆产生于是时者，非孔孟与诸子百家有天生之聪明时代之产物也。
应当指出的是，戴季陶并非封建制的推崇者，但他认识到封建虽不利于国家统一，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戴氏指出:封建非良制度也，然因其分权，实有足助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者。反之，中央集权制度于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实多阻碍。戴氏的结论为:是故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哲学史家冯友兰持见与袁枚、戴季陶略同。对于上古封建时代学术繁荣的原因，冯友兰引述古典加以解释《汉书艺文志》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庄子天下篇》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冯氏进而概括道:
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因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为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冯氏指出，秦汉以下专制一统，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同上)。袁枚、戴季陶、冯友兰之议，陈述了封建制度的分权形势有利于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情形，这可以找到许多历史实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先秦其他诸子，也都只能在封建制提供的多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发展，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战国涌现九流、十家，而且各家内部又有分野，韩非子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诸派别各从不同的学术立场出发，提出异彩纷呈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乃至各种宇宙观、人生论，呈现处士横议的格局(《孟子滕文公下》)。而舆论一律的秦汉、实行文字狱的明清，断无绚烂多姿的百家之学的生成环境。以汉代为例，武帝削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时，逮捕二王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数万人。与此同时，朝廷兴太学、举孝廉，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65《东方朔传》)，文士只能歌功颂德，润色鸿业，封建时代那种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众家竞鸣格局不复存在。袁枚、戴季陶从文化史角度肯认封建之分导致的学术多元发展，自有一番道理。
封建制提供了思想学术较为宽松的运行空间，以《孟子》书为例，有不仁哉梁惠王之批评，有民之憔悴于虐政的呼喊，更有猛烈抨击暴君、发扬民贵君轻的言论，这些说论只能在政治多元的封建时代得以张扬，而在专制一统时代，则为集权君主所不喜甚至仇视，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令人删节《孟子》书中阐发民本思想的多个条目，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称: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命修《孟子节文》，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君为轻之类，皆删去。
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详述洪武二十七年刊《孟子节文》，将其归纳为:尊民抑君之禁比也，人民批评统治阶级之禁比也，人民批评政治之禁比也，人民反对苛敛之禁比也，反对内战之论禁比也，谴责官僚政治之禁比也，败坏善良风俗，当由君主负责之说之禁比也，抨击虚伪，亦在不能许可之列矣。黄宗羲、顾炎武、袁枚、冯桂芬、俞褪等学人发掘封建的正而价值，是中国式的近代性诉求，然其内质与普世的近代性方向并无二致。
四、《明夷待访录》等早期启蒙杰作的近代指示功能
近代政治理念认为公民有权议政并监督政府，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的基本点。《明夷待访录》力倡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又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其趣旨也与近代政治庶几相当。
近代政治使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使社会关系从身分演为契约，变人治为法治。《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臣奴、君父民子论，倡言君臣同事、君臣师友论，否定君臣等同父子，将君臣关系规定为可变更的合作关系，又认为有治法后有治人，其意蕴亦与近代政治相通。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总清算，又提出若干新的政治理念，虽然在作者的时代受到冷落，但时至清末，当政治改革被提上日程之际，觉醒者们从这部在清中叶遭禁的著作中找到了思想来源。梁启超在回顾自己投身变法事业的精神历程时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谭嗣同(1865-1898)则指出《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有深刻的批判: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维新派在向国人宣传从西方输入的民权立宪理想时，曾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此书在民众间广为流播又确实推动了晚清思想之骤变。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于近代前夜的《明夷待访录》为二百多年后的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这种资源与后来传入的西方的民权、立宪、共和、民主等理念，既有民族文化差异性，又存在着走出中世纪、奔往近代文明的共通性。
近代政治的走势是以民治代君治、群治代独治，主张制衡专制君主。这种诉求在《明夷待访录》中有鲜明展现，如对传贤的赞赏、对世袭的批评，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以相权分君权的设计等等，皆与西欧近代早期思潮相暗合。但《明夷待访录》等明末清初论著普遍流露出对领主分权的追怀、对复归封建的向往，这又与西欧近代早期渴望王权一统的反封建追求大相径庭。中西近代早期思潮这种貌似悖反的取向，源起于中西前近代社会的重大差别: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西欧是贵族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诸侯割据阻碍着统一市场建立，成为近代化进程的阻力，那么近古中国的极端君主专制成为压制社会进步的镇石，于是中西早期近代思潮的批判对象便恰成反照。《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论和中古政治异端作了创造性继承与扬弃，其政治理念在若干方而逼近民主理念，它在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衔接古今、汇通中西的枢纽作用，表明它确乎包蕴着近代性基因，为转型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