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知识分子启迪民智的重要载体，中国早期大众媒介的兴起一直是文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近代报刊作为中国早期大众媒介的主要形态，宗教性是其源初特性，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商业性和政治性逐渐成为其本质和显著特性，并最终形成培养中国民众“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近代出版发行体系。关键词：宗教；国族意识；近代报刊；出版特性
近现代报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中国出现于晚清。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大量西方传教士以考察文化、传播宗教为名介入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米怜在东南亚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开启了中国的大众媒介时代，同时也开始以媒介的形式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这一过程始终与宗教、政治密切关联。
近代大众报刊的早期出版并不一帆风顺。在中国既往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与西方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体系不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也与西方发达的商业体系有别，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存在较大差异。清政府因过分自信，在19世纪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传人时表现出可笑的无知和可悲的无畏。报刊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艰难开拓到官方认可、社会认同的过程，与中国从独立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变化历程相伴随。从中国近代报刊的起源，到本土化、大众化，报刊展示了它的宗教性、商业性和政治性，见证、参与了中国由封建走向现代的社会变革与转型。这正是作为近代大众媒介的报刊起源的真正意义。
一、宗教性：近代报刊的源初特性
公元1世纪上半叶，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区，其后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广泛传播。约公元5～6世纪，基督教经叙利亚人从波斯传人中国新疆，并于7世纪逐渐传人中国其他地区。在其后一千多年中，因封建中国严密的思想文化控制，外来宗教传播始终呈缓慢的局域性传播。直至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深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形势才发生根本转变。报刊作为宗教传播的近代媒介形态，宗教性成为其首要特性，这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与西方报刊的根本差异。西方报刊的出现，主要是在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新闻性。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的出现则是因宗教传播的需要而创办的，因此中西方报刊的起源从源初特性上就存在着较大差异。
1815年，米怜作为第一个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创办了《察世俗》，以便更快更有效地传播宗教。因为晚清政府严格的禁令，刊物创办于马六甲，这决定了中国近代报刊起源的非政治性，并进而形成了宗教与政治的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米怜在刊物内容上主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试图打破中国的政治禁令和思想防线。他采取了独特的发行办法：免费发放。“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丹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的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收也。”伦敦传道会的资金支持成为免费发行的基本保障。尽管清政府禁令森严，报纸还是流入广州。梁发1816年在马六甲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在此后的传教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宗教信仰者的虔诚和悟性。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每逢粤省县府乡试，以梁氏携往考棚，与宗教书一同分送”。在梁发的带动下，《察世俗》在中国广州及其周边省份均有散布。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实现了对大清子民的初步宗教传播。信息开始在很小的范围内流动，但却不断在封闭的空间中发酵、聚集能量。
继《察世俗》之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创办的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于1823年7月在爪哇巴达维亚创刊。该刊继续以宗教为主旨，对华人施加宗教和文化影响，因内容多涉及印尼的历史风俗民情，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报刊逐渐开始以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这个封建落后的民族。
《察世俗》与《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早期代表，均系在海外创办出版的宗教性刊物。宗教性既体现为创办人的传教士身份，又体现为刊物的宗教内容，其真正目的则在于通过宗教传播进行文化影响与渗透。这种特性是由时代决定的，此时晚清处于大国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中，天朝上国的思想根深蒂固，森严的禁令使得传教士们无法在大清领土范围内利用报纸这种现代媒介进行思想传播。为了打破缺口，传教士们将报纸的创办地设在东南亚地区，而英属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强大势力恰好为报刊的创办发行提供了可能。
二、商业性：近代报刊发展中的本质特性
经过前期不断努力，加之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报刊出版发行环境已稍宽松。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被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现代中文报刊。创办人郭实腊申明刊物得以在广州创办的主要原因是“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用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白瑞华在《中国报刊》（The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一书中指出“较妙的方法”是不谈“有争议的政治和宗教”。1837年，《东西洋考》因清政府的干涉迁往新加坡后，即增加了宗教文章。此外，以东印度公司为依托的英国人已经开始酝酿侵华战争，故对通过文化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和掌握中国的军事情报有着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传教事业进一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传播语境已悄然发生变化。
从形式上看，《东西洋考》仍然是宗教性的，但开始增加商业贸易、科学技术等内容，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该报开始体现商业性，如船货到港日期及行情、商品宣传广告。商业性使报刊实用价值大大增强，并迅速调动起市场活力，报刊发行突破了知识限制，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延伸，由此确立了报刊的社会地位。西方人历尽艰辛终于将大清帝国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信自像一股暗流在民众的思想中、狭小的社会空间中悄然流动，并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显流，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最后推动社会形成开放空间。 三、政治性：近代报刊的显著特性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起，因鸦片而起的争端导致英国对华战争局势变得紧张。1840年6月28日，英军发动了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对华战争。战争持续了不到两个月便以清帝国的溃败而告终，随即签订了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者们为宗教的自由传播扫除了障碍，传教士们再也不用在清政府严苛的禁令下战战兢兢传教，“法外治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报业迅速发展，传教士们公开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19世纪50年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政治性成为报刊最显著的特性，1853年9月3日由英国传教士麦华陀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是这一时期报刊的代表。
《遐迩贯珍》是一份“富于特色的新型综合性期刊”。它淡化宗教色彩，内容以科学知识为主，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文化知识，尤其以政论、时事为主，长篇论说中也有一些时事政治评论，每期新闻报道及新闻评论所占的篇幅一般在三分之二以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使《遐迩贯珍》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剑桥中国晚清史》也记载了晚清官员的阅报史实：“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报刊政治性凸显表明中国政局的深刻变化及其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已获得在五口通商地创办报刊的自由权，更多发达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来华投身其中。如果说《察世俗》时期西人还是站在清政府大门外远观的客人，此时的西人则是公然走进大门并开始打理庭院的主人，堂而皇之地传播宗教、谈论政治。作为传教士的办报人身份也随之变得尊贵，报刊虽仍以科学知识、商业信息广告为主要内容，但其新闻性、政治化已经非常强烈。报纸的发行对象由商业人士逐渐转向晚清开明士绅及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界的影响日隆。最重要的是政治格局决定报业格局，此时以广州、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方报刊业已经发展起来。至此，19世纪的中国完全从一种凝固的状态变成了流动状态，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在近代媒介载体的运行体系中多层面迅速流动起来，形成广泛的信息交换，理性思想的培养成为可能，晚清的社会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国族意识的培养：近代报刊体系的建立
19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报业发展突飞猛进，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创办多种报刊参与晚清社会变革。这些报刊建立了庞大的出版发行网络，不仅形成了广泛的舆论中心，而且对偏远地区的民众也产生了影响，部分已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利用报刊培养国民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1872年4月30日，英国茶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到1949年明27日停刊，共经营7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出版27000余期，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被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据史家考证，《申报》1935年销量达15万，发行区域遍布全国，甚至远销日本、朝鲜、泰国、欧美等地，不愧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因为订数不断增加，报社购置了电动单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刷高达千份；1882年1月18日报刊开始采用电报传递谕旨。《申报》的发展充分表明中国报刊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主编梁启超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阅后要求“源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288份”，报纸在轰轰烈烈的变革中成为时代的旗帜，梁启超更是借助报纸成为晚清思想变革的旗手。《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形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风。虽然其思想尚不成熟、文笔还不够老辣，但他敢于肩负历史重任，为中国20世纪末的思想革命作了不可忽视的舆论准备，成为了迷惘中的知识青年的灯塔。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以报刊为舞台开展政治活动、制造舆论。他们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报刊。此时的梁启超，经历过戊戌变法，在日本充分吸收了新思想，以强烈的情感、严谨的逻辑、广博的知识、满腔的报国热情写出了诸多振聋发聩的政论文章，受到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知识青年的热烈支持。在他的引领下，爱国知识青年的热情被激发，现代报刊也成为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武器。
从《申报》到《新民丛报》的40年，报刊迅速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武器、平台和载体。这一时期，随着近代邮政、印刷、交通运输业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报业发展迅速，发行范围已经从沿海发展到全国，尤其是形成了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北报业大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刊业已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同时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报业用几十年的速度实现了与西方现代报业的并轨，成为世界现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报业的发行渠道基本完善，带动了以报业为核心的多个衍生行业的兴起。至此，中国晚清新兴大众媒介――报刊――的发行网络真正建立起来，形成与世界先进文明相沟通的媒介体系，建立起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使中国由一个封闭、传统、自大的封建帝国走向开放、现代、自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向西方的传播加快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进程，“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对空间的垄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卢汉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印刷机和活字印刷媒介促进了国家主义和国家语言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纸媒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着所有的社会场景：现代媒介的出现导致公共舆论产生，使原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模式逐渐消失，公共领域得以建构，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现代媒介出现导致的社会现代化加速，为中国女性打开了新的世界从而迅速改变着她们的生活方式；报纸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自上而下的方式，信息环境的改变催生了中国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产生；报纸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国人与西方、与世界的交往方式；晚清先觉的知识分子从阅读、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典籍的思维模式转换为以科学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思维模式……尽管这些转变还没有成为显性的普遍状态，但随之而来的晚清文化新浪潮以及五四新文化浪潮就是受到它的直接影响。一些人在这样的历史变革中获得了新生，同时更多的人在新知识图式与心理图式的形成过程中失去了自我，陷入困顿和迷茫。
新的媒介引起了行为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促进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培养，尤其是印刷媒介通过促进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引发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新技术――包括电子媒介对民族、历史和进步等观念产生了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潮。1895年的维新变法、1905年的废科举、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不是在媒介的影响和参与下完成的。中国近代大众媒介体系作为世界媒介体系的一部分，引导、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