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贲思：“笔杆子”应引领社会凝聚人心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把“笔杆子”提到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作出过重要论述。习近平同志不仅在“8・19”重要讲话中作出了系统深刻的论述，而且不久前还就意识形态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究竟怎样？应当讲，总体上比较好。在正确估计主流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确存在十分复杂的情况。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利益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利益诉求为焦点和核心的社会矛盾日益表面化，在文化多元和西方文化渗透的背景下，人们之间在价值取向、文化选择方面存在不小差别。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来。在网络时代，各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追求，甚至个人情绪宣泄，都可以通过网络这种信息高速公路得到快速传播。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改革开放、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心怀不满的人，借机通过网络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攻击等破坏活动。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种现象要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对网络中出现的各种声音要进行分析。特别是要划清那种由于个人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一时的情绪宣泄与蓄意造谣、污蔑、攻击等破坏活动之间的界限;划清在价值观、文化选择方面对西方有所偏好与系统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甚至妄图以此解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谋之间的界限。总之，沉着应付、冷静处理，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情况的基本方法。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形势的估计被假象所蒙蔽，从而导致头脑不冷静。“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治国方略。这样的宣传工作做好了，“笔杆子”就能起到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危害社会的错误思潮应当批评，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应是正面宣传。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强大舆论攻势下，又何惧某些噪音、杂音扰乱视听？
曲青山：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认真学习领会和正确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布局，从哲学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一个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更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各国共同的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在“四个全面”中有战略目标，有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然而，“四个全面”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反过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又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这条线索勾勒出了党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和社会主义中国行进的未来前景。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4月1日）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那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础性成就，“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探索奋斗，同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由此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绝不能互相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不可分割。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不离开中国道路这个方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做探索的内含和价值;反过来，谈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开创过程，不离开毛泽东那一代人积累的成果，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道路四个“走出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这个论断。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突出地反映在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这是因为，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常常是和一系列重大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同总结和积累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也总是和理论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理论探索为灵魂的。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持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稳步推进，加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公民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技术便利性都出现重大的积极变化。据统计，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6.49亿，手机网民达到5.57亿，微信用户规模超过5亿。我国公民现在不仅更有能力说话，更方便说话，也更容易让各种立场、各种视角的观点即时、广泛传播，瞬间为公众所知晓。因此，可以说，社会善治和民主法治，离不开言论自由。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不管经济如何发达，技术如何进步，社会发展总是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公民发表看法，表达诉求，协商讨论，促成共识，推动进步。对官员腐败、环境恶化、司法不公、安全事故、社会歧视等各种问题予以监督批评，本属于社会正能量的释放，不能把这些监督批评看作是对某些部门的“刁难”，或看作是对地方社会稳定的“破坏”而加以限制，否则有违依法治国和协商民主精神，并导致对社会稳定与言论自由关系出现严重误解和误判。同时，所有尊重、敬畏和珍惜言论自由的公民又应形成广泛共识――言论自由既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制约。公民言论的真正自由，既需要言论者的权利主张，也需要言论者的自律要求，文明世界，概莫能外。那些无视国情否定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一国两制”，鼓吹国家或民族分裂，甚至为暴力恐怖主义站台、为“文革”歌功颂德之言论，显然侵犯了我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根本利益，明显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反法治色彩，决不应为社会所容忍，理应受到言论限制和法律制裁。但同时，言论自由不仅有法律底线，还有社会道德底线和良心底线。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保障言论自由不仅符合法律，也符合道义。也正因为道义和良心所在，我们不能容忍打着言论自由旗号、干着违背社会良心和公序良俗的言行。对诸如此类言论自由的敌人，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限制和反对。公民言论不仅应是自由的，也应是向善的。我们一定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尊严和神圣，让善言善语畅通无阻，让恶言恶语寸步难行。
尹蔚民：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系统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指导新时期劳动关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我国劳动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劳动关系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一些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利益差别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劳动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在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遵循劳动关系一般规律与适应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劳企两利”的劳动关系政策和制度，通过加强劳动关系双方的合作、协商、协调和依法调处来预防化解矛盾。当前，特别要准确把握我国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通过加强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制、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劳动用工更加规范，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劳动条件不断改善，职工安全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社会保险全面覆盖，人文关怀日益加强，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