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产电影既表征了新中国成立后对空间的生产，同时也详细地描述了空间中的意识流以及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后来因为国家意识流的变化，边远地区及农村与城市的空间结构被设定为对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边远地区及农村的地位要在城市之上，特别是边远地区是新出现的一种空间形态。从电影对这些空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管窥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运行的文化秘密。该时期的消费城市影片和生产城市影片谱写了国产电影的城市“狂想曲”。
[关键词] 城市空间；农村；城市影片
如果说空间被历史地、在各种权力运作中被生产出来，那么电影的存在意义就是将这种空间结构以叙事和影像的形式再次表达出来，同时着重处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结构的形态，电影和电影呈现的空间表达同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部分。
一、消费城市影片
《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期，不过影片却是在1964年拍摄的，这部影片开始是战争，结束也是战争。换言之，即战争一直在持续，只是战争的形态在变化。这部影片的故事大纲是围绕着一种想象，关于一种后革命时代的想象。老战士赵大大第一次来到上海，被上海的景象震撼到了，老战士对上海的感觉是既惧怕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憎恶。他把“磨磨”当成一种怪物，并对它产生一种畏惧感，同时赵大大在霓虹灯的照射下竟不能入眠，不仅如此，赵大大的失眠在外面爵士乐的影响下愈发严重。这里想表达的是城市现代景观的宏伟壮阔，表达的是革命老战士对这种景观的震惊，震惊就是人们对一些事件的暂时性感觉。
这样的上海让赵大大只想逃避，如果能够选择，他宁愿拿起枪杆去和敌人血拼。不过，电影的结局中，赵大大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思想，明白了战斗在前线和南京路上的站岗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南京路上的岗位也是战场，不能够被上海这座城市打败，要战胜它，战胜南京路。对消费城市的畏惧感，是封建中国对上海的一种本能反应，不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赵大大并没有像《子夜》中的吴老太爷那样被上海“活活吓死”，证明上海是可以被革命的态度所改变的。
电影中通过对老K、特务和曲曼丽等人物的描写，使得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想象能够完成。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想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制造事端。不过他们的阴谋被赵大大、童阿男和陈喜粉碎了，特务被逮捕了。在这个时代的革命想象中敌人的形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在上海这个空间结构中进行革命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电影中林媛媛的母亲和表哥不再只关注艺术，开始对政治用心，这样他们才能不被坏人利用。林媛媛曾经对生在这样的城市，有这样的母亲、表哥而苦恼，电影中指导员开解她说：“不要心存埋怨，你和他们是分不开的”，“你应该把精力投入到革命中，为人民和革命做贡献”。在电影中，毋庸置疑的是，林媛媛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电影中这样描述是为了召唤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在电影中并没有具体的形象，他是一个想象中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人民来理解。“人民”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代表，他能打败以大上海为代表的消费城市的纸醉金迷，这个在人民眼中“怪物”似的存在，只有投身到“人民”这个大家庭中才能够战胜敌人。
所以，就像情节剧的结局，城市恢复了秩序，也就是主人公们适应了目前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说，主人公们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困难，将自己融入目前的社会文化中，呈现出健康的发展方向。情节剧善于处理平衡的关系，表达方式以叙事结构为主，能够平衡文化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的局面。假设它达不到平衡的作用，不能帮助主人公适应新文化，或者主人公们偏离正常的轨道太远，那么这些人就会主动或者被动地消失，以他杀或者自杀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人已经无药可救，新社会也无能为力。经过改造的代表人物有赵大大、林媛媛、陈喜、童阿男、罗克文以及林媛媛的妈妈，他们都在革命中完成了人生的蜕变，达到了一个和以前相比更加安全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得来得益于革命的力量，而那些以特务为代表的革命的敌人们不能适应现在的稳定环境，所以他们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生产城市影片
一批新城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出现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基础是工业，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消费城市所拥有的特点在这些生产城市中很少，这些生产城市被各种各样的机器所围绕着，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它们就应该被批判和反思，其主要表达的是对未来的肯定与愿景，被工业的速度、力量和积极豪迈的感情充斥着。或者可以说，这些工业城市的出现离不开国家工业思想的指导建设。
在影片《光芒万丈》的片头标注着：东北解放区X城。既然是“城”那就应该是城市，不过影片中城市的环境远远比不上消费城市，这座城市到处充斥着高架线、烟囱以及建筑、交通工具或者街道等。然后就是电影海报，这张海报上是一位正在工作的工人，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以工业为主。电影紧接着衔接的是在一栋大楼内举办的“工业展览会”，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照片赫然悬挂在这座大楼的墙面上，劳动代表们用自己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他们成为劳动代表的过程。电影中，后革命时代的思维仍在影响着电影的叙事结构：以特务为代表的反革命分子们仍然致力于破坏新中国的和平，新中国仍然存在危险。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劳动代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们牺牲掉自己的业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完成祖国的建设。电影《笑颜逐开》所描写的城市也是一座工业化城市，这座城市仿佛就只有建筑工地和生活区，即使是生活区也不像消费城市那样充满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这样的安排能够凸显出国家和家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现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最开始的那幅景象就是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有厂房，有烟囱。紧随片头之后出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机器工作的景象；其后就是下班后工人们成群结队收工回家的景象。车间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规矩在制约着。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注重单位概念的理解，个体存在于单位之中，是单位的一部分，在我国，占组织结构方面重要比重的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度，此两种制度完成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对农民或者工人的规范制约，这两种制度是在国家的指导下成立的，所以，与其说农民和工人受这两种制度的制约，不如说是农民和工人受国家的制约。 如果仔细划分，电影中存在的空间一共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丁少纯的个人空间、家庭空间，还有就是工厂的空间；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其实只有两个空间，分别是工厂的空间和丁少纯的个体空间，家庭空间只是工厂空间的一个分支，家庭空间围绕的话题只和工厂有关；而丁少纯的个人空间中所围绕的就是生活中琐碎的问题，比如服装、娱乐活动等；在家庭空间中，丁父家的装饰很少，而丁少纯的家则丰富得多；丁父吸烟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而丁少纯却被丈母娘鼓励吸烟，丈母娘觉得吸烟是财富的象征，不吸烟是会受穷的。
电影中每个情节的安排都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消费欲望的膨胀。丁少纯的妈妈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儿子谈恋爱时写的书信。上面的语言强烈地刺激到了丁父，书信上的描述模糊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这是丁父所不能容忍的，这不再是简单的家庭矛盾，而是政治阶级矛盾。丁少纯是无产阶级的传承者，需要时刻保持自己无产阶级工人的信念，不能被资产阶级同化，是革命的重中之重。
丁少纯的好友季友良和他不同，季友良的思想比较正面，季友良忘记了和丁少纯看球的约会，因为他不注重这些娱乐消费。还有就是季友良穿着比较简朴，而丁少纯却穿得比较花哨；季友良不会接受工会的资助，而且还会在闲暇时间去工厂值班，休息的时候还去工厂学习，季友良的心完完全全都在工厂上，他的所有时间都已经奉献给了工厂。有人对丁少纯说：“人和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同，追求不同。”“如果只注重物质追求，那么就会忽略工作，忘记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电影中，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隐私的存在，因为个人既是生存在生活中，又是生存在国家之中，这是一个二选一的必选题，要么选择生活，要么选择国家建设。
显而易见，国家建设才是国家所允许的选项，但是这种强迫意识下的选项必须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在对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在这样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选择已经不再受意识形态所决定，而是在现代工业逻辑基础下的必然选择。要维持一个大规模、高效率工厂的正常运作就必须依靠组织纪律的制约，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现代工业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大工业家亨利・福特曾经就这一点做过详细清楚的解释，在其指导下整理出的“福特式现代化”或者“福特方式”中，就包含了工人如何安排工作和家庭的生活，如何良好地享受业余生活。发展一门业余爱好，培养生活情绪，也是促进生产的一种手段，因为在良好的生活下能够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就得益于私人时间的合理安排与控制。
随着国家的发展，消费城市在空间上俨然成为一个乌托邦似的存在，不过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没有质感、毫无意义的空间，它是一个被阶级立场、政治评判以及伦理道德所充斥的空间，是一个被过度形象化的“想象的能指”。依此类推，国家理想中的乌托邦城市应该是生产城市，它也是一个被过度解读的能指。消费城市和生产城市对国家的建设同等重要，是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结构。换言之就是，如果想要顺利完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那么就必须平衡私人生活空间和工厂空间两者的关系，摒弃“拒绝消费，保证生产”这种错误的叙事逻辑。不过要想人民服从后革命时代的带领，就必要完成对革命群众的承诺，即人们最简单的“衣食住行”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之外的东西，就是阶级和政治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勤俭节约、朴素大方、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这个时代之下，禁欲伦理是社会主义文化所强调的逻辑概念。学者程巍曾经表示：“道德的特征取决于经济的特征，曾经社会所认可的美德是强调积累和节制的禁欲主义，但是，其实它只是经济败落时期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个必须遵守的经济要求，它和道德毫不相关，不过如果想再次实现再生产，那么就必须依靠道德来制约人民的消费欲望。”“是禁欲主义好于享乐主义，还是享乐主义好于禁欲主义？”这些问题看起来和文化道德有关，但本质还是和经济相关联，这些问题的答案受当时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条件或者经济形势所影响，是一个流动的道德――文化意识流，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保持经济条件或者经济方式始终处在最有利的水平上，同时保证它的合法性。
三、结 语
战争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度过了艰难的革命时代，开始步入后革命的时代，但是经济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当时的社会物质支持十分缺少，所以就需要伦理道德来调动人民的精神力量，依靠精神力量的支持来完成意识形态的发挥，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完成工业的大生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发现此时期的电影都是由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组成，叙事模式大致相同，如何让“革命”在后革命社会中仍发挥出它的作用，保证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是“革命”仍未完成的使命。因为工厂的衔接作用，个人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国家和家庭也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整个业余时间和国家进行了绑定，这种将革命融入私生活领域的后革命时代的斗争手段是非常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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