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人类信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诸多新形态的媒介形式，如广播、电影、电视及网络已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并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紧密联系，对社会形态及人类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此，20 世纪60 年代，海曼鲍辛格(HermannBausinger)在著作《Folk Culture in s World of Technology》中提出将现代科技世界作为民俗的自然语境，现代传播媒介作为科技世界中的重要面向得以进入到民俗学者的研究视野。美国民俗学者琳达戴格(Linda Dgh)对现代传播媒介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她在《American Folklore and the Mass》中详细探讨了录音、电视、电影、网络等多种现代传播媒介形式对于传统民俗的利用与改造，同时也对因现代电子传媒而新生的民俗现象予以关注。受此影响，当下口头传统的研究视域也由口头-书面的探讨转向口承-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1]。杨利慧立足于神话，对电子传媒时代的神话传承进行综合研究。孙正国以《白蛇传》为分析对象，对口头形态、书面形态、戏剧形态、影视形态和网络形态的口头传统进行个案研究，认为现代传播媒介给予《白蛇传》从内容到影响多个层次的有力推动。[2]。王杰文的《媒介景观与社会戏剧》则以中央电视台小品大赛中二人转表演的风波为切入点，对大众传媒时代电视媒介中口头传统的境遇予以关注。由此可见，电子媒介已成为口头传统朝向当下研究中的重要社会语境和急需拓展的学术视域。电子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不仅影响了口头传统的传播模式，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更是重塑了当代口头传统的传承形态。
在此研究视角下，本文将以温州鼓词这一口头传统为个案，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细致梳理温州鼓词在广播、录音机、DVD 这三种电子媒介中传播的过程，并突破将电子媒介视为均质化媒介语境的研究取向，探讨不同形式的电子媒介化温州鼓词如何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之上对电子媒介与口头传统传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一、温州鼓词：浙南标志性地方口头传统
温州鼓词，俗称唱词，也称为瞽词盲词，以瑞安的城关话为标准音，以板腔体为唱腔音乐，以吟调为基本曲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说唱艺术。在演唱时，艺人登上小高台，左手执三粒板，右手拿琴槌，前置放扁鼓、牛筋琴等乐器，自奏自唱，或白或演，生旦净末丑独具一身。温州鼓词大多取材于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叙述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男女爱情故事，以表现忠奸斗争，颂善惩恶为主要内容。
清末至解放初期，无论是城镇还是乡间，庙会祭祀还是夏日乘凉，温州处处都可听见鼓词的琴声音韵，终年不绝。特别是每年八月，逢温州地区民间纪念当地女神陈十四娘娘诞辰，各地村舍的庙宇举办陈十四娘娘祭祀，延请鼓词先生演唱以女神的传奇经历为内容的大词①《南游》，连唱七天七夜，非常隆重。在城镇里，听词是市民重要的娱乐休闲方式，专门供鼓词艺人卖票坐唱的词场和词园数量可观，常常人声鼎沸，宾客满座。
20 世纪50 年代，新中国成立，政府收回了固定词场的管理权，将其改造为文化场所，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鼓词演唱被定性为迷信活动，词场或是被清除，或是被改造成为政府文化场所，鼓词艺人群体严重缩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娱乐消费方式迅速占领民众的生活，温州鼓词现场演唱急剧衰退。
面对现场演唱衰退的困境，平词②利用电子媒介技术获得了新生。温州鼓词的电子媒介化突破了传统鼓词的演唱场域，与现代社会城镇民众的审美旨趣和观赏方式相契合，深受欢迎。男女老少围坐录音机和电视机周围观听鼓词演唱已成为温州新时期的风俗，各类鼓词音像制品也随着温州人的脚步被带出国门，传播至世界各地。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下，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温州鼓词却依靠电子媒介技术走出了一条民间文化的扩张之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电子媒介化已成为温州鼓词重要的传播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温州鼓词的现代传承。
二、广播鼓词：新生的人民艺术
20 世纪50 年代，瑞安和温州两地的电台相继开设了广播曲艺场栏目，播放越剧、莲花、道情、鼓词等各类戏剧、曲艺，作为标志性地方口头传统，温州鼓词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广播曲艺场一个星期播放两次，一次半个小时左右。在娱乐方式匮乏的社会里，喜闻乐见的曲艺表演十分受欢迎，每逢广播曲艺场开始时，高音喇叭下都是人头攒动。
词学弗起，只讨饭，在当地社会，鼓词演唱是最为卑微的职业选择，只比做乞丐的讨饭稍微体面些。1949 年解放之后，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之下，温州鼓词成为文艺轻骑兵被收编入政府的文化管理体系，进入到权力和威信象征[3]的官方媒体进行演唱传播。对于下里巴人的温州鼓词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生。
人民广播电台作为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的主流媒体，是由各级政府掌控的宣传喉舌，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是其主要目的。挤身进入广播媒体的温州鼓词并不是简单地将词场中的表演原封不动地搬进广播电台的录制室，而是必须根据人民广播电台特殊的媒介属性进行调整，从题材、内容到表演都必须符合人民广播电台宣传正确价值观的艺术标准。温州知名鼓词艺人潘爱国在接受访谈时说①：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人到政府的广播台去鼓词表演了。虽然也是唱词，但都不是原来的那些词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的，先交一个作品上去，等那边的人审核过了才能去。唱的也都是新词，这些新词就是反应那个年代的社会的词，大多是新编的，你自己有水平就自己编，自己编不了也可以请别人来编，也有的是政府的文化部门编好了请人去唱，各种情况都有。
温州鼓词历来是唱古的，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极少有反映现实的题材。而在为20 世纪50 年代，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指导之下，温州鼓词突破传统，出现了大量以现代革命故事和现代新事物为题材的鼓词，以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为目的进行演唱。广播成为20 世纪60 年代现代鼓词最为重要的传播媒介。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播曲艺场遭到了停播，直至1978 年才恢复录制播放。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温州、瑞安两地的人民广播电视台延请大批名师录制温州鼓词进行播放。1987 年，由温州市文化局、中国曲协浙江分会、温州市曲协编印的《温州鼓词选(一)》收录了部分在20 世纪80年代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的鼓词。在词目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描述社会新现象、宣传现代价值观的现代鼓词，如《法庭擒鹰》《谁之罪》《启事的启示》等。其中，鼓词《法庭擒鹰》通过记叙一场现代法律诉讼，塑造了一位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人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形象。无论是故事主题、情节还是融入英语词汇的词文设计都充满了鲜明的现代特征，符合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宣传意图。
除了现代题材的鼓词之外，20 世纪80 年代的广播鼓词并不排除传统鼓词的演唱，但具有明确的取舍标准。进入人民广播电台的传统鼓词从故事主题、情节内容及唱词上都要符合主流媒体宣传正确健康价值观的指导原则。因此，在传统温州鼓词词目中，言情、武侠、神话等题材的鼓词因其明显缺乏宣传教育功能而很少进入广播录制演唱，历史类、公案类的鼓词则更受广播媒介的青睐。对于通过价值观审核的传统鼓词，如《猴王出世》、《拳打镇关西》、《西门豹除巫》等，需要在内容和词文表达上作进一步的修改，将部分低俗的内容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以书面化的语言替代口语化的唱词。在录制时，艺人需要一字不差地演唱提交至广播电台的审核稿，无任何自由发挥的可能。
无论是现代鼓词的大量播放还是传统鼓词的严格审核，都展现了温州鼓词在人民广播电台这一宣传贯彻政府意志的主流媒体中作为人民艺术的新生。从乡间里巷到广播录制室，广播鼓词经历了全面的改造，以观众为中心的娱乐价值让位于政府的宣传教育，书写和知识成为鼓词创作的重要规则。广播鼓词也因此摆脱了鼓词演唱作为低微谋生手段的下里巴人形象，转而成为文艺轻骑兵融入到政府的文化建设事业中。
三、录音带鼓词：传统的复兴
20 世纪80 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量先进的西方电子产品进入到国内，录音机就是其中之一。此时，温州鼓词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余年的禁唱之后初次解禁。但经历过改造的鼓词艺人一时间并不敢在公众场合进行演唱。因此，当录音机进入到民众的生活时，鼓词艺人受流行音乐带的启发，对着录音机将文革期间被禁唱的鼓词录制下来，灌制成录音带，进行交换欣赏，偶尔也有零星的销售。
媒介技术的进步引领全新的变革，录音机的普及不仅给民众带来了快捷且强大的传播方式，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政府监管的空白使录音带的传播更为自由。技术的便利和相对松散的政策环境激发了民众的主动性，他们自发地将传统温州鼓词与现代电子媒介技术相结合，使鼓词演唱以一种新的传播方式重新进入到民众的生活之中，促进鼓词演唱在解禁初期得以迅速地恢复。随着鼓词录音带买卖活动的日益增多，个体艺人的录制活动逐渐发展为集体的行为。少数鼓词艺人购买设备，自设录音棚，批量邀请艺人演唱录制，进行市场化的销售。
与人民广播电台相比，录音机拥有完全不同的媒介属性。作为一项人人能够习得且自由的传播媒介技术，它轻易地打破了强加广播鼓词上的政治桎梏和技术限制，使录音带鼓词在制作传播上摆脱上层精英的操控，以民众的审美趣味为主要导向。因此，录音带鼓词将具有明显政治宣传意图的现代鼓词排除在外，近百部词目均为传统鼓词，而且大多数是具有一定听众基础的起房词。
此外，相对于广播电台对于鼓词录制表演的严格审查和监控，录音带鼓词的录制过程是相对自在的表演。，著名鼓词艺人林秀珍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今参与过一系列广播、录音带和VCD 鼓词的录制，对现代电子媒介中温州鼓词的表演和传播有着丰富的经验性认识。在谈及录音带鼓词录制的情况时，她说：
录录音带的时候完全没有经验，也没人管，现场演唱什么样子，录起来就什么样子，对着录音机就唱开来。一般不会看词本，那时候都没有词本，有也都是个故事，没什么好看的，都是靠自己的脑子唱出来的，对着录音机演唱的时候没有特别多的拘束，就当前面有观众的样子。
艺人在录制鼓词录音带时并不受书面化的词本和监制人员的控制，重新居于中心主导的地位，凭借表演实践的身体记忆和情景模拟进行相对自然的表演，最大限度地再现传统温州鼓词的表演。
录音带鼓词是以鼓词艺人为主导的将新兴电子媒介技术与传统温州鼓词相结合的产物。在平民化的电子传播媒介之中，录音带鼓词迎合民众对传统温州鼓词的欣赏期待，传统词目全面复兴，在相对自在的表演中着力再现观演互动情景，表现出强烈的复归传统的特征。
四、VCD 鼓词：视觉化的叙事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VCD 机迅速取代了录音机，成为家庭必备的娱乐电器。温州鼓词的电子媒介传播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入到视听全面呈现的VCD 时代。与广播、录音机这两种电子媒介相比，VCD 的特殊媒介属性在于视觉的呈现。作为一种视听全面呈现的媒介技术，VCD 突破了广播鼓词和录音带鼓词单一的声音传播方式，将一维的声音传播扩展为音像结合的二维呈现，将录音机无法传播的表演形象通过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VCD 鼓词的制作和呈现中，形美是重要的标准。在传统的温州鼓词表演中，除了在演唱娘娘词时，有由纸扎搭建起来的华丽的庐山景之外，其他题材鼓词演唱的舞台非常简陋，一张方桌倒立在一个小高台上即可。艺人们也是随意穿着，几乎不做打扮，甚至有艺人直接穿着白汗衫加拖鞋就可以上台表演。鼓词VCD 完全脱去了这种草根的形象。鼓词VCD 中总有各式色彩鲜艳的布景作为陪衬，艺人身着唐装或礼服，妆容精致。经过精心设计的VCD 鼓词银幕形象十分华美，给人以精致的视觉体验。
追求视觉效果的鼓词VCD 在制作过程中对艺人及鼓词题材有所选择。在VCD 鼓词中，男性艺人与女性艺人参演的比例严重失调，百分之九十的词目是由女性艺人演唱。具有美丽形象的女性艺人更符合VCD 的银幕呈现，受观众欢迎。温州地区最大的鼓词音像制品生产公司的负责人张瑞星在谈及艺人选择标准时如此说：
有的艺人唱得挺好的，但是没法录VCD，这个就是不上镜，到了我这里跟丑八戒一样。她就是不上镜，比如说在我这里拍起来很难看，纠正也纠正不起来。就是形象问题。原来也蛮漂亮的，但是上了这个镜头以后就不行了。有几个艺人唱得很好，我们也想请她唱的，但是拍出来不行，我们也得对她们负责，拍出去反而损害自己的名声。这个VCD 的形象很重要的，这个形象拍出来不行，大家就不感兴趣了。
在VCD 鼓词中，良好的荧幕形象是表演是否受到欢迎的重要评判标准，这使得容易上镜的女性艺人在VCD 这一电子媒介中占据优势。与男性艺人相比，女性艺人因为天生的嗓音条件对世情小说类鼓词驾轻就熟，而在演唱激越雄浑的历史类和公案类等题材鼓词时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以女性艺人为主导的VCD 鼓词中，世情小说类鼓词数量最多，占据半壁江山，而备受现场演唱欢迎的历史类鼓词则退居次要地位。就演唱风格而言，不同于男性艺人的浑厚粗犷，女性艺人唱腔婉转悠扬，表演内敛含蓄，以优美动情见长。
VCD 鼓词视觉化叙事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将鼓词的词文显示于屏幕。从音到字，从听到看，VCD 鼓词在实现声音的传播之外增加文字的视觉传播，观众可以通过阅读屏幕上的词文来理解故事的内容，显示于屏幕的词文能使听众不再受方言和口音的限制，扩大了鼓词传播的地域。屏幕上的词文并不是艺人演唱的直接转化，在VCD 鼓词的生产过程中，词文在前演唱在后的制作流程决定了对词文进行改编是录制前期的重要工作。具有丰富制作经验的鼓词音像制品生产商张瑞星在介绍VCD 鼓词制作过程时说：
将字幕打上去，就不能乱搞了。我就搞了一个创作队。我就温州鼓词那些文学重新整理，不要搞以前那些，虽然温州鼓词是下里巴人，不是什么阳春白雪，都是很通俗。我就请了温州地区比较出名的而且对温州鼓词都有研究的，叫他们重新创作。原来那些都乱七八糟的，我让他们重新整理，在文学上上一个台阶。
在VCD 鼓词中，词文视觉化的呈现要求对其进行文学性的书面写作。因此进入VCD 制作的鼓词词文都是要经过专职写作人员的改编或创作。相对于口语化、俗语化的现场鼓词表演，鼓词VCD 的词文更追求巧妙的情节、丰满的场面、文雅的语句和整齐的韵律。阳春白雪的VCD鼓词以其独有的雅风而区别于广播鼓词和录音带鼓词。
五、结 语
从广播鼓词到录音带鼓词再到VCD 鼓词，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温州鼓词表演已经成为与口头演唱并存的传播方式，两种传播形式相互补充共同传承温州鼓词。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末，在现场口头表演被严格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广播词场及时补缺，成为鼓词传承的主要形式。20世纪80 年代，录音带鼓词以其自由的传播形式促进了温州鼓词的复兴。而在当下，以娱乐为主要诉求的鼓词VCD(主要为平词)及以娱神为诉求的口头表演(主要为大词)相互补充。生产建构信息，技术不只是民俗扩张的工具，技术渗透的过程更是重新定义、建构民间传统的过程。电子媒介不仅是口头传统的传播载体，同时作为内在的建构力量形塑了电子媒介化口头传统的多样形态。广播电台中人民艺术式的鼓词，录音带中的复归传统式的鼓词，VCD 中的阳春白雪式的鼓词，不同电子媒介形式的媒介属性定义了电子媒介化口头传统的生产过程，使之形成差异化的形态特征，展现了当代口头传统的多重面向，也丰富了口头传统在当下社会的传承形式。
在大量以抢救性姿态关注活态口头传统的研究潮流之下，温州鼓词在现代电子媒介方式中传播的过程使我们正视电子媒介已成为现代口头传统重要的传播形式和传承方式这一现实处境。突破伪民俗的藩篱，将电子媒介作为口头传统的一种传播方式和建构因素纳入到研究的视域中，探求电子媒介对口头传统传承方式和传统形态的革新，才能全面呈现当代口头传统的传承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