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是奥地利杰出的艺术家，1862年他出生于维也纳郊区的布姆加特，是西方现代艺术中分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被称为奥地利国宝。他的绘画作品强调装饰性，构图奇趣、造型独特、色彩饱和鲜艳，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尤其是后期的大量作品中，他大胆借鉴和应用中国艺术的空间处理、构图、艺术形象、造型方式、色彩等元素，下面笔者将从这几方面入手，探析和研究克里姆特绘画中对中国元素的应用。
中国式的自由空间处理
在对绘画的空间处理上，中国和西方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一直强调的是一种模仿自然的审美观念，他们确定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描绘方法：即先确定一个固定视点，在一定的距离内对画面所要表现的主体进行透视研究，他们关注的是视点对物体在三维空间的存在形态和明暗、色彩、体积的不同视觉感受，并把这种观察结果尽量真实地反映于画面上，以期得到在平面的二维画布展现出三维立体的空间效果。而中国艺术则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绘画是对画家内心思维的表达，它取材于并高于客观自然和历史存在。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要求的再现，而是强调得意忘象，往往是把对画家自我感觉的表现置于中心位置，画面可以是多个透视点观察后的总和，也可以干脆忽略空间，他们对空间的运用极其自由，没有受到太多约束，画面或借景抒情，或借物言志，是以体悟自然之道的方式直抒画家胸臆。在同一幅画中，绘画者既可以根据自身绘画需要，自由地强调空间的深远、高远、平远，也可以忽略空间和时间而把画面主题放于超越其他一切因素的位置上，是画家对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表现。在克里姆特的绘画中，我们能清楚看到他对中国空间自由处理方式的大胆借鉴。如他的作品《吻》，画中一对恋人在花丛中尽情相拥相吻，男子和女子被图形和图案所包围，形成一个完整的团块，画家有意弱化了对三维空间的处理，除了人物面部和手臂，其他部分大都是平面化的装饰图形，包裹男人的黑白相间的方形图案不但体现了男子的阳刚之气，也与女子身上所要表现她温柔气息的椭圆形形成一刚一柔的对比，这种由点线面图案所组成的画面空间关系完全颠覆了欧洲传统意义上对空间的再现，注重的是画面的整体结构和气氛营造，强调了中国式的对画家独特艺术感受的突出表现和宣泄。又如他的作品《弗利萨里德勒肖像》，画中女子弗利萨气质优雅，身着白纱裙，端庄地坐于沙发上，沙发被画家以平面的图案手法概括描绘，画面中物体与弗利萨的前后关系不是通过光影或色彩来表现的，而是通过物体的遮挡关系来表现，画家忽略了真实的体积空间，画面背景空间无论远近，都被拉到了同一个清晰的平面上，它被垂直线或水平线分割成几个大小不一的矩形，突出了所要描绘的人物形象。在背景空间的处理上，画家有意在弗利萨头部后面画了一个梯形的完全由几何图形组成的窗口，它完美地衬托出弗利萨的头部，也更加强调了画面空间的主观性，这种空间的处理方式使人物好似被窗口和沙发固定于画中一样，使画面完整而稳定，突出了画中女子典雅庄重的气质，给人以圣经题材般的神圣感。画家对画面空间的处理不再受到欧洲传统绘画中对客观自然真实的描摹与再现的束缚，而是根据画家自身情感需要的主观处理，是对自身情感的意境式的淋漓表达。
卷轴式的构图形式和画面形象
纵观克里姆特的艺术生涯就会发现，他对东方艺术情有独钟，他热衷于收藏各种东方艺术品，尤其对中国艺术有着别样深厚的兴趣。冯骥才的《保卫克里姆特最后的画室》一文中曾提到克里姆特家中摆放着中国样式的家具，收藏着各种中国的绘画、屏风、陶瓷等，他所使用过的最后一间画室的墙上挂着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门神，书柜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工艺品，他对中国文化艺术有着痴迷的喜爱，并把这种喜爱运用于自己的绘画作品中他在画面构图和画面组成形象上大量应用了中国元素。首先，他后期大量的作品中都有借鉴中国传统绘画中卷轴立式构图和有着均衡画面构图作用的提款印章样式的痕迹，并以此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画面构成风貌。在他的作品《裸体的真理女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全裸形象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她的背后引用的是德国诗人席勒的格言，画幅的形状一反西方传统绘画所要求的黄金比例关系，而根据画面女性站立形象的要求顺势把画面更加夸张地拉高，形成一个中国绘画式的立轴构图形式，画中女性头部上方和脚下的文字形象有如中国古代碑刻，文字位置则正如同中国立轴画中的题款，使画面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传统绘画的别样效果。而在他的画作《艾米丽弗罗格》中，画家不但借鉴中国卷轴画的式样，而且采用了在西方传统艺术中很陌生的垂直长条形构图，他还以中国画对人物平面化处理的艺术形式塑造了剪影式的人物形象，中西绘画被相互结合，自然主义的面部描绘和抽象处理的几何形衣裙被完美地呈现于一张画作中。在这幅画中，画家为了达到构图的均衡，还运用了中国画中钤印的手法，在画面右下方有两个方形的签名，一上一下地排列，也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印章一样的签名，于是画面的重心更稳定了。其次，克里姆特在画面形象上大量借鉴中国民间年画中的元素，形成别样的异域风貌，如他1916年的作品《芙里德里克玛利亚比尔肖像》，作品中是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女子，服装图案炫目，背景则充斥着中国年画和中国艺术的各种形象，有戏曲中的武生形象，有骑马带刀的年画关公形象，有中国的战马战旗，也有中国古代的各种兵器，这些喧闹而充满动感的背景与画面表情淡定的女子形成一动一静的鲜明对比。他的另一幅作品《悲剧的预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中国龙形象的应用，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龙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是撒旦的缩影，但是在中国，龙却是皇权的象征，是一种神异的动物，是权利的化身。在这幅画作中，克里姆特没有采用西方文化中龙的魔鬼式象征和造型，而是借鉴中国瓷器绘画中龙的形象和寓意并作为背景，它有着蛇身鹿角，鱼鳞鹰爪，流线型的身躯与希腊少女一同形成了类似于古希腊庙宇中的高浮雕门楣效果，与画面主体身着黑衣，手持面具，表情冷峻的女子形成强烈的黑白反差和动静并存的神秘画面效果。他的作品《女朋友》中同样也充斥着中国元素的影子，画面背景是惟妙惟肖的中国凤凰和仙鹤，并在画面左上方有一束牡丹的图案，如同从画外翩翩而降。克里姆特类似于这些含有中国元素的作品还有很多，这完全是克里姆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喜爱和直接借鉴，也体现出画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悟。
白描式的个性点线造型
由于中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画家们在绘画的意识形态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西方强调模仿和再现现实，主张绘画描绘出眼睛所见的自然真实空间和光影，强调细致而微妙的光影透视变化，画面有极强的自然真实感，正因如此，他们认为点线是从属于黑白和光影表现的，否认点线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他们以各种方法表现所绘主体的透视、光影、色彩变化等要素。而中国绘画则以点线为生命，通过点的大小、轻重与线粗细、虚实、顿挫等效果表现物体的造型、前后、质感等，点线完全超越了塑造形体的功能，它更是画家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一种绘画手段。克里姆特很好地体悟了中国艺术中点线的作用和含义，他的很多绘画作品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的块面体积感，而是以点线造型，并强调点线的情感表现力，他刻意忽略和弱化了西方绘画所强调的自然真实性，把点线的意趣表现发挥到极致，如他的作品《生命与死亡》，作品回避了西方绘画的传统造型方式，而把中国绘画中以点线造型得心应手地运用于画面。画中长着骷髅头，身穿黑色长袍象征死亡的形象远远而虎视眈眈地望着拥抱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人群，骷髅和人群纵向地分别占据画布的两边，形成一长条如线和一圆形如点的两个点线形状对比。骷髅形象与拥抱成一团的人群则分别都以线条勾勒形象。人群虽然相互依偎，密不可分，但画家通过不同质感和不同粗细的线，不但描绘了他们各自的独特造型，也表明了画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前后关系。画中或流畅，或凝滞，或完整，或穿插的线不但使观者获得了心理上的空间感，更表达了画中人或幸福，或挣扎，或无奈的画面之外的情感意境。在他的另一幅作品《山毛榉林》中，点线造型的意味更加强烈。画面主要表现了由近到远排列的山毛榉树的树干和落满残叶的土地，有着白亮底色的树干布满画布，树干上面长着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这些树干或粗或细，粗的树干和细的树干在画面中被画家精心组合，如同一条条粗粗细细的线，这些线或是连贯的白色，或是被树干上黑色斑点所打断的虚线，它们或笔直，或扭曲，长长短短，虚虚实实地横贯画面，题材单纯，画面却不单一，这与中国画中对点线造型的要求互通灵犀。画家通过以点线造型，使画面给人以独特的心理感受，表达了物体本身的质感状态，也充分表达了画家自己内心的感受。
中国民间艺术式的高度纯净色彩运用
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民间艺术，对色彩的应用极其直接和大胆，民间美术的色彩对比强烈，鲜明活泼，充满浓郁的趣味性。这与西方绘画追求光色的变化和色彩明暗对比的理念完全不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国民间艺人通过高纯度和高明度的色彩对比和色彩互补，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色彩风貌。克里姆特绘画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用色的方法理念，他的画面色彩浓烈直接，对比鲜明，不论是人物还是背景，他都大胆地以色块平涂，画面色彩减弱了对自然真实的写实性描绘，鲜明夺目的色彩使他的绘画具有鲜明的东方神韵。如在作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的肖像II》中，画家用鲜明的红色和绿色把画面背景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横竖两个空间，上部单纯的红色背景中点配以黄色、白色和黑色，下部鲜艳的绿色背景中搭以紫色、白色、红色，这些色彩使画面表现出华丽、热烈而明快的视觉感受，跟中国的民间年画用色十分类似。在他的作品《女朋友》中，画面主要采用了醒目的红色，搭配以局部绿色和黄色的背景。画中明度不同而纯度类似的红色不但起到区分形体的作用，同时也令画面瑰丽而和谐。色彩在这幅画中已经不只是对主体色彩的描述，更饱含了画家的主观色彩倾向，正如中国民间绘画对色的要求色彩华丽夺目，而又注意协调，艳而不俗。
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明显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绘画视觉形式，尽管他后期的绘画融入了大量中国艺术元素，但与中国绘画不相雷同，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艺术特征，他以独特的绘画视角和饱含丰富情感的绘画感知，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典型画风，对欧洲现代绘画有着积极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