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1953――1965年），在台湾当局的主导之下，利用其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以及综合运用“美援”及“农复会”等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台湾农业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农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可谓居功至伟。但是，台湾当局在农业体制方面存在着对农业掠夺的问题，在客观上对农业持续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关键词]三期四年经建计划；台湾农业；成就；问题
台湾农业经过三期四年经建计划（1953――1965年）的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这一期间，台湾农业在生产率、生产总量以及生产结构方面出现了改善与提高，农业整体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农业的发展对于岛内社会稳定以及为工业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及原料是有所裨益的。
一、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台湾农业的生产成就
总之，台湾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农业发展所取得的高产量、高效率以及结构多样化等成果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实现了社会的稳定，而且为经济的发展赚取了必要的外汇收入。
二、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台湾农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台湾地区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
在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积极奉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改造了农田水利设施，先后修筑了桃园大圳和嘉南大圳等水利项目，使台湾农田灌溉面积大量增加。同时，在台湾建立农业科技体制，先后雇员设立了农业试验站、农业研究所等以改良耕作制度、引进良种及施用化学肥料，使台湾农业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尽管在战争期间，台湾农田水利工程遭受破坏，但是农业基础得以保存，农业科研机构及其设置为台湾当局所借鉴，这些可谓“殖民遗产”。正如有将近7.8%的台湾民众认为“战前的农业基础”
（2）对战后台湾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强政府”因素推动
在学术界，将东亚地区内那些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政府称之为“强政府”。“强政府”需要运用强权或暴力实现社会稳定，进而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制订经济计划。台湾当局运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分三步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村中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期间，台湾当局将农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并在具体政策上予以扶持。如在第二期四年经建计划中，关于农业发展的目标在于继续增加农业生产，维持每年有相当余米出口，并确定了农业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5%。在政府的计划与指导之下，台湾农业在第二期经建计划中实际平均增长率超过了计划指标，客观上体现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台湾农业发展。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同样认为“50年代，中国台湾的农业增长的45%归功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这又主要基源于政府的有关规划”。
（3）因此，台湾农业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强政府”的主导下取得的。
（三）“美援”的推动作用
在台湾农业发展中“美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援”主要是通过“农复会”推动台湾农业发展的。从1951年到1965年的15年间，年均每年的“美援”金额（开发援助除外）约为1亿美元。历年用于农业项目的“美援”资金折合新台币将近58亿元，包括进口农产品、化肥等。据统计，在整个50年代，由“美援”提供的进口物资一直占全部进口物资的1/3以上，在1957年以前更占到40%――50%。关系民生最大的小麦、棉花、黄豆、油脂等重要生活资料，属于美援进口者占总进口量的60%以上。其中小麦占90%，棉花占78%，黄豆占74%。4大量农产品的输入，有助于当局平抑物价，对于缓解粮食紧张是有所裨益的。因此，“美援”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于台湾农业的贡献更是如此。
（四）台湾“农复会”的协助作用
“农复会”是中美联合的一个特殊的机构，除了协助“美援”发展农业外，“农复会”依靠其特殊性，积极致力于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农复会”在技术和经费方面对农业计划予以支持。“农复会”还与台大农学院等合作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工作，培育出了一批优良的作物品种。同时，“农复会”也积极致力于农业推广教育、肥料使用教育、修整水利、农业贷款等具体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农复会”协助台湾当局建立了通达农民的农业技术推广管道、农用物资与农贷通达农民的管道……最终推进了台湾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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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正是以上因素使台湾农业在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期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对于台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时期的农业体制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改善是不利的。
三、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台湾农业的问题
（一）对“米糖经济”的过分掠夺致使农民生产兴趣降低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通过实行“肥料换谷制度”掌控粮源，肆意抬高肥料价格，压低稻米价格，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肥料换谷的比率不公平，使得农民吃亏……须填写的表格很多，要求又严格，农民非常抱怨。”
（6）同时，台当局通过“分糖制”等手段对蔗糖生产进行控制，以此掌控糖源。对于“米糖体制”的过分控制在客观上是对农民的掠夺，影响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兼业农现象的出现――农民生产自主性的降低
随着工业起步与发展，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在1953年的时候，农家收入占非农家的75%然后跌到1964年的61%，甚至于到1968年的58%。从1969年以降，一般农家的“农业所得”，根本不敷维持。”
（7）在农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下，一部分农民除了经营自身的土地外，开始兼营农业以外的职业，于是兼业农现象出现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兼业农户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同时，在兼业农户内部也存在着差别，以农业为辅的兼业农户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兼业农的大量出现使农民把农业当做副业，遏制了农民追求新技术的热情，造成了农业的虚假繁荣，延缓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因此，兼业农的大量出现预示着农民的耕作自主性在降低。
结语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从稳定社会、赚取外汇的立场出发，在优良的农业基础之上，运用“强政府”的手腕，加之“美援”、“农复会”的促进，农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台湾当局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工业发展，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农业过分掠夺的现象，这也导致了台湾农业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