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在干校大部分时间都在饲养场。我的一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同事邵力行在饲养场当小头头，看到我工作认真，通过工宣队把我从连队调到了饲养场。当时普遍认为饲养场是干校最苦的地方，可对我来说，这倒是一次解脱。
在连队有“天天读”，大家无话可谈，就批“牛鬼蛇神”，我坐在那里真是如坐针毡。在饲养场，同志们从各连队调来，又大都是“牛鬼蛇神”，倒也亲密无间。忙是忙，每天早晨要喂猪食、洗猪圈，但早晨的“天天读”也就免了。每天下午推辆车子到厨房和各连队收泔脚，傍晚再喂一次猪食，工作也就完毕。比起在连队，整天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真是轻松许多。
饲养场不但是饲养场“牛鬼蛇神”的天堂，甚至可以说是全干校“牛鬼蛇神”的天堂。怎么说呢？每逢干校开群众大会，“牛鬼蛇神”不能参加，就勒令他们到饲养场来劳动。到了这个时刻，我们饲养场的人倒成了“监工”。被勒令来的“牛鬼蛇神”神色慌张，手忙脚乱，一来就求我们派工作。我们马上安慰他们，说根本没有工作可派，请他们安心休息半天好了。这些同志一开头还是不放心，我们好好安慰他们，请他们喝开水，可惜没有茶。这些“牛鬼蛇神”中，我记得经常有《解放日报》的原领导同志王维和《文汇报》的领导同志。
就是不在开群众大会期间，也有“牛鬼蛇神”抬了桶到饲养场来出肥料，我们也帮他们出肥料，请他们坐下来休息片刻。这些“牛鬼蛇神”中就有我的老朋友钱君、赵家璧、孙家晋等。他们来惯了，在饲养场也真能坐下来聊聊天，出肥料成了他们休息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喂猪食、洗猪圈是体力活，热天要出很多汗。这就要谢谢我的母亲，她找出些广东人旧云纱衫，给我改成背心。我穿上它们劳动，全部湿透，我午睡前把它脱下来水里冲一冲，晾起来，等午睡结束，它就干了，又穿上继续劳动。
我们饲养场还成了干校的先进集体。有一次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开会回来，到干校传达，听说饲养场是先进集体，表示关心，要到饲养场参观。徐景贤是认识我的，他曾写评论儿童文学文章，有一次在作协开会时还特地坐到我旁边自我介绍，说要请教什么的。要是再见到他就麻烦了。我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饲养场，等他离开了才回去。
后来周总理提出让全国各省市译世界各国历史，上海负责译非洲史，干校于是把所有原来从事编译工作的同志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我才从饲养场调到翻译连。翻译连后来又调回上海成为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它也是今天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