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型正在发生，一系列新亮点已然显现，同时经济也面临着增速放缓的压力。经济新常态下GDP至上观具有回潮的可能性。GDP至上观的基本逻辑是一种简化的竞争逻辑，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考察，GDP至上观源自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建国以来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对GDP至上观念在认识论上做进一步的反思，是经济新常态下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GDP至上观;认识论根源;社会达尔文主义;生产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基金项目：2013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非均衡路径研究”（TJLJ13-00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梁建洪（1971-），男，河北大名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发展战略。
一、经济新常态下继续反思GDP至上观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着深刻转变，这与近年来对以往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尤其是对GDP至上观的深刻反思有关。当前，我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这是一个国内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形态。新常态宣告以往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经济增长方式被打破，意味着酝酿已久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正在进行，预示着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将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这也是一个经济由投资驱动向由创新和消费驱动的转变，增长向更加依靠内生动力和更加包容性方向转变的关键期。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战略机遇期。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排除各种认识上的干扰，需要有把握全局的战略视野和统观历史的战略高度，具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平常心，而这些都需要对GDP至上观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
二、GDP至上观的实质与逻辑
GDP至上观突出表现为：GDP成了评价经济发展状况的硬性指标;追求GDP高速增长成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指针;GDP成了社会经济事务中的头等大事;对GDP的痴迷几乎达到了拜物教的程度。GDP至上观实质上是一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长期的GDP至上观导致的社会经济恶果已经显现：GDP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和过度性开发利用，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味追求GDP增长，使建国以来的高积累政策得以延续，城乡居民收入被人为压低，购买力得不到提升，导致内需长期不振;对GDP增长过度关注，忽视了生产关系领域的调整，使得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等等。尤其严重后果是，在长期过度关注物质财富增长的背景下，人的发展问题被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逐渐畸变为以物为本，人没有在经济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旁落为无足轻重的因素。GDP至上观已经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GDP至上观的基本逻辑是一种简化的竞争逻辑。GDP至上观的基本关系是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是按照一系列简化逻辑展开的，具体表现为：把丰富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一的竞争关系;把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再把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增长。这种简化逻辑，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三、GDP至上观的认识论根源
GDP至上作为一种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彻底扭转这一观念，首先应当在认识论上做出深刻的反思。归纳起来，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是形成GDP至上观的三个主要认识论根源。
（一）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社会，开启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进程。[3]西方的思想学说大量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早由英国的斯宾塞提出，他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同样的解释力，社会像生物界一样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淘汰便成了社会的基本法则。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逐步影响中国。1897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胡适曾评价了这一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认为《天演论》出版之后，很快就风行全国，它的那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的确给了无数人一种巨大的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和爱国志士的口头禅”。[4]
（二）建国以来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
1.建国初期对生产力的简化理解，进一步促进了GDP至上观早期形态初步形成。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观念上向我国灌输了社会竞争的思想，那么建国以来对生产力的简化理解，就是在逻辑上形成了一套社会竞争的简化逻辑，这种简化逻辑与以竞争为导向的赶超战略纠合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GDP至上观早期形态初步形成。
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迅速发展生产力成为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从现实上讲，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相对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增加物质财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现实需要。然而，对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我们的理解并不全面。在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我们长期采取了一种简化的做法，即把生产力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为产量的增长，生产力最终被简化到生产产量这个简化点上。建国后我们许多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有这种简化的性质，比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简化点就是粮食产量;大力发展工业的简化点就是钢铁产量等等。一套简化生产力的逻辑迅速形成，即把丰富的生产力进行逐级简化，最终简化到到某个简明扼要的点上。这种简化逻辑是与迅速提高生产力的迫切性相适应的，它的优势是，能够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抓住发展的重点，在短时间内解决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然而，把生产力简化到某个点上的做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的表现。
生产力的本质是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它集中体现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素质上。生产力的提高本质上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由于劳动者的素质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借助于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而生产出劳动产品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便成为劳动者素质的物质体现。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最核心的因素，是根本的生产力，而劳动工具先进与否、劳动对象精细与否和劳动产品价值高低，仅仅是与劳动力相适应的物质体现而已。把生产力简化到某个劳动产品的物质点上，实质上就是把生产力片面地理解成了劳动工具或劳动产品，偏离了这个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劳动者素质。这种对生产力片面理解的直接后果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物的东西受到了重视，而人的发展则被遮蔽、被忽视。把生产力发展通过简化的方式集中在某个物质点上，这是GDP至上观的早期逻辑表现。
片面理解生产力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体地讲，涉及到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就国内情况而言，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之后又长期处于经济短缺时代，社会对物质财富渴求强烈，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比，前者显得更加迫切，生产力的发展向物质财富的增加方面倾斜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与此同时，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又与当时深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使得国家发展简化为某个具体产量或产值的做法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即建国之后的对外赶超战略。
2.国家赶超战略进一步加深了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也进一步加速了GDP至上观的形成。赶超战略指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制定并实施的旨在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二战后，大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有的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有的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不管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更快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些国家大多选择了赶超战略”。[7]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赶超战略的形成，除了具有第三世界国家赶超战略的一般性原因外，还有特殊原因。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建国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认识论方式继续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社会高涨的建设热情，形成了赶超战略形成的主观条件。新中国成立，是我国摆脱列强压迫、结束百年屈辱史的根本性标志，人民从此翻身做主人，由此迸发出极为高涨的建设热情。这种热情在建国之初的若干年内，极大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建设的速度。这种由热情推动的建设高速度，增强了我们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信心;再次，苏联的示范效应，在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发展战略导向作用。二战后，效仿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现实的选择。苏联率先制定了赶超战略，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制定和实施赶超战略，掀起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浪潮。在苏联的示范效应之下，我国也开启了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生产力的理解更加简化：对外“和平竞赛”的目标就是赶超，赶超的方式就是在经济上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赶超的路径是工业化，工业化简化为大力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又简化为大力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最后简化为钢铁产量。这种简化思维就是GDP至上观的早期形态。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
GDP至上观的最终形成，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经济学兴起而古典经济学陷入低谷之际，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再次扛起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旗，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此形成了有别于以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一步鼓吹市场万能论，更加主张市场的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力有持续扩大之势，主要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基本充塞于大学的经济学讲堂和相关研究机构;国内一些主要经济学学术刊物以及各省级主要学刊的经济学研究栏目，在分析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上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主流媒体的主流经济话语充斥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已经形成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坚定的信奉者和追随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长时间的传播、影响和渗透，最终促成了当代GDP至上观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步被“改造为GDP主义。GDP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转型”。[8]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三个方面促成了GDP至上观的形成：
1.从意识形态上促成GDP至上观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更是是一套意识形态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套在严密的意识形态锁链下打造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假设、自由竞争假设、放任自由假设尽管一再的修正，但没有一条是公认的科学原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原则。”[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那些进行市场化改革国家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向这些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多种渠道向‘转型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影响该国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影响经济学界的舆论导向”。[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经济生活在社会活动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这为经济学成为时代“显学”提供了历史机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已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生产力的简化理解糅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GDP至上观的形成。作为意识形态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GDP至上观的形成的影响，一是竞争意识。竞争意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竞争意识发展到了极致。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的原生态性质，更加推崇所谓的纯粹的市场竞争关系。二是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更加信奉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把经济理性向主观主义推进了一大步，发展到了极端个人主义。[11]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端个人主义视域中，个体的利益更加至高无上，价值理性被进一步贬低，而工具理性则被无限夸大。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端个人主义，与不计代价地追求GDP增长的观念，是完全契合的。
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逻辑上进一步促成了GDP至上观的形成。GDP至上观的逻辑，是一套简化的逻辑，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同样也是一套简化的逻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还原论的逻辑，其方法论基础是还原法。还原法是近代以来科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方法，它把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逐步分解，把高层次的总体分解为低层次的或简单的部分，进而对低层次的或简单的部分加以研究，通过对简单组成部分的认识以达到对总体进行把握的目的。还原论是在还原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哲学思想。经济学相信还原论，主张在逻辑上把经济现象还原为简单孤立的单位或个体，以此作为理论演进的起点。
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GDP至上观提供了一套方便操作的系统方法。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我国之前，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是某些产量简化点，如钢铁产量、粮食产量等。自从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化逻辑的简化点就有了新的形式，即GDP。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本身纯粹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简化逻辑的体现：把社会千差万别的商品和劳务，先统一为一个在质上同一的货币，再用同一的货币量，去衡量和核算各种财富量。GDP本身体现出来的逻辑是，把各种不同的要素或商品，最终都统一成了一个极为简便的数量，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化的核算方法。这种方法比我国原有的简化方法更方便，对经济活动的涵盖能力更强大，使得原有的简化逻辑更加简化。GDP方法的广泛运用，从技术层面最终推动了GDP至上观的形成。
四、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下，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GDP至上观的回潮对我们的战略定力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大前提下，要注意防范其干扰：
首先，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对GDP至上观进行反思和矫正的根本途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统领和把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坚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其次，要提高对各种社会思想观念的认识能力。针对GDP至上观念，要坚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提高对生产力深刻理解;全面客观地认识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增强对意识形态的渗透鉴别力和防范能力。最后，经济新常态之下，面对着经济短期放缓的压力，更需要对GDP至上观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