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生态语言学的建立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作为语言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许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的研究成果既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也可解决现实中各种实际问题，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
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学术界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但其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认识。本文就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语言生态”和“语言环境”的概念 生态语言学始于隐喻。美国学者Einar Haugen在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谈到“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曾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的概念，也宣告了生态语言学的诞生。在生态语言学里，“语言生态”和“语言环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国外学者有关生态语言学的观点大致包括：Huagen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对人类使用的语言和多语社区间相互关系进行的生态学研究”①，W·Trampe认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Fill认为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在可能改善或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生态语言学家使用生态系统隐喻来描述语言世界系统，并借助生物生态学概念对其做出分析。”。哈特曼和斯托克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者黄知常和舒解生对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是“以探究语言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中心，研究人类语言的生态性质，探讨语言运用的生态伦理，揭示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的学科。” 以上的观点概要地说明了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那么“语言生态”是什么呢？Hangen 的语言生态的概念是：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M·hlh·usler指出，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推断出他们的语言生态概念：语言的多样性就是语言生态；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就是语言生态危机。这与自然生态的概念类似：生物的多样性就是自然生态的概念，生物的濒危和灭绝就是自然生态危机。 此外，在有些研究语言文化生态的文章里，语言生态和语言文化生态的概念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没有表面意义的区别。也就是说，学者们对语言生态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么语言环境又是什么呢？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环境准确地说应该叫做 “语言生态环境”，以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中的语言环境。②但目前大多简称为语言环境。以丹麦学者Jǐrgen Chr·Bang和Jǐrgen Dǐǐr为代表的生态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语言环境就是包含意识—逻辑（the ideo-logical）环境、生物—逻辑（the bio-logical）环境、社会—逻辑（the socio-logical）环境三个结构层面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生物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环境复杂体。生态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与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张公谨（2001）认为“语言间的互补和共生构成了语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说：“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这就意味着语言也属于人文生态环境。许多学者在论述生态语言学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语言和人文生态的问题。那么语言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述，还是完全不同，或是部分重叠的两个概念？ 国内学者对生态语言学也有诸多研究，如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将语言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其中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统。娜么塔和胡书津（2005）认为“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所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 Hangen认为“语言一般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中，只有在语言使用者相互之间产生关系并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相关时才起功能作用”，因而部分的语言生态也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而某个语言生态体系状况主要由学习、使用、传播该语言的人们所决定。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生态语言学的语言环境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似乎生态语言学的语言环境即是包含了与语言有关的所有学科的综合概念，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概念。 语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与大多数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生态语言学家要重新考虑他们是要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还是借用生态学有关理论和生态平衡的概念，进行语言保护研究？还是要利用各学科的理论综合研究语言？如果是第三个，生态语言学的环境则是个相当“大”的环境。由于语言生态学着重研究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又是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也要研究的内容，因此，摆在相关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里面的“分”和“和”弄清楚。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要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目前生态语言学基本概念之一是：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语言研究者常用的经典例子是M·hlh·usler的有关澳大利亚袋目小动物的生态状况的调查。在澳洲大陆曾经生活着许多袋目小动物，可后来这些袋目小动物却被冠以与其属性不符的名字“灌鼠”或“本地鼠”，结果它们被当作老鼠一样的东西而遭到人类的伤害，其数量日益减少。国外研究者把这称之为语言的衰退导致生物的衰退。本文作者认为，就本例而言，这种结论未免太过草率。 人类在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给这个世界的物象进行范畴划分或分类，赋予物象以不同的名称，同时也就规定了物象的属性。通过语言的传播，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对物象的固定认识。可以说这是导致澳洲大陆这些袋目小动物濒临灭绝的语言原因。但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当初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时，人们对于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差，认识世界的深度不够，目光短浅，不知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对于地球、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多么深远和重大的意义。如果命名者当初没有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是否它们就不会处于今天这种濒危状态了呢？是命名的原因还是生态保护意识的原因？世界上有多少动植物并没有被改名字，可已经灭绝的和濒危的有多少？是人的意识问题还是语言表达问题？我们还需深入研究。这里似乎又回到了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生态语言学自建立以来，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③ 常识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是自然环境的平衡未被破坏。生物的存在状况取决于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语言的存在状况当然 也取决于语言生存环境，但自然环境只是语言环境的一部分。 Fernande Krier在研究所有可能与不可能影响葡萄牙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环境因素时，她用了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语言环境是由人口、文化、经济、社会、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语言环境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语言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所以说，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说明语言的生物属性。 沙漠地区生物数量极少，更不适合人这种物种的生存，也就没有语言存在，可以说在这种区域内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与语言数量和种类高度相关，但人类这种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人可以改造自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世界上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热带雨林、大平原、大草原，在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物，可是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人种存在，就没有语言，所以这样“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的地区并不“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 “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证明语言与生物的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语言的自然环境问题。我们也认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语言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的自然环境并不完全相同。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区域会对保持语言多样性形成一个保护屏障，又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屏障，这是自然环境对语言多样性的影响，但不能说明语言濒危与物种消失具有相同的规律。“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④ 语言的消亡与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是非直接关系。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地区未必都有人的存在，没有人就没有族群，没有族群，就形不成社会，也就没有语言的存在。 从生态学角度试图证明生物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有着直接联系的学者试图说明人类要想保护和挽救濒危语言，首先要保护生物（包括人类种群）和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为生态的多样化形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形成语言的多样化。但保护和挽救语言远非那么简单。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生态环境对语言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一份报告（2006）中称 “语言濒危即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据统计，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使用人口约有3.75亿），它也是世界上 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约有3.75亿）。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约有7.5亿）。也就是说，全球有近 1/4的人口能使用流利的或基本正确的英语，而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显示出极强的优势，使得每个国家都对语言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据英国文化协会的统计报告，世界上80%的电子产品说明用英文撰写，66%的科技论文使用英文。 在工作语言上，英国文化协会专员大卫·格莱托说，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外交官或CEO这样的精英人物才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英语，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基于全球化的需要，最普通的职员都要掌握英语。在联合国各种场合当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 另一方面，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据语言学家们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了，在21世纪将有70%～80%的语言种类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⑤据美国萨墨语言学研究所戴维·克里斯特尔于1999年2月在英国《展望》月刊上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1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0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其不太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且很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戴维·克里斯特尔在其著作《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世界上较小社团的语言可能消亡的速度确实值得注意。亚马逊河探险发现了许多新语言，但也发现语言迅速地消亡，因为那里的印第安人被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所吞没。政治决议迫使部落迁移或分裂，富裕的经济前景将吸引村子里的年轻人离家而去，新的疾病造成死亡。委内瑞拉库卢埃尼河下游仅一个村使用的特鲁迈语经1962年一场流行性感冒，把讲这种语言的人减至不足10人。19世纪，据知巴西有1000多种印第安语，而今天，只有不足200种了。”另据怀斯的统计，目前在秘鲁已灭绝的印第安语达84种，濒危或正走向灭绝边缘的语言有十几种。 所以，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从生物种类与语言种类的关系，或从研究保护生物种类的角度研究保护和挽救语言是无济于事的，或者说是对生态语言学一种片面或肤浅的理解。 结语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前沿性学科，它在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下诞生，这说明人类开始全方位地关注影响自身生存、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努力寻找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最佳办法。对生态语言学存在不同解释和理解很正常，因为它毕竟是个新学科。以上所讨论的个问题是生态语言学的关键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并给以明确的界定。 有学者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至少国内生态语言学在应用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问题、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问题、语言接触中的语码混用与语码转换问题、人们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转用问题、人口迁移对语言的影响问题、网络时代语言符号多样体问题、全球环境下语言政策问题等等。但是，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没有生态语言学概念以前，早已非常丰富，或者说在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上，加入和没有加入生态语言学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生态语音、生态文字、生态语法、生态词汇、生态语篇、生态修辞、生态语用、生态语言规范、生态语言学教学、生态语言学翻译、语言符号变异的生态研究等等，与生态有多大关系，对生态语言学科应用性拓展研究有多大作用，现在还不好下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于研究的系统性问题，冯广艺说“严格地说，我国对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还只停留在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层次上，对于语言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的论述还显得很肤浅，真正从学科体系上对语言生态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的论著还很少见到。有的单篇文章中，只是简单地套用语言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谈某些具体问题，给人生搬硬套的感觉。”本文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处在雏形阶段，整个学科体系都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