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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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