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原罪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 超人、原罪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 超人、原罪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
摘 要:后人类主义是当代西方科技界流行的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企图依托当代高科技突破自然人类的生理极限,追求永恒的生命与无限的智慧,本文结合西方宗教的原罪意识,从生命伦理角度探讨了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原罪;超人;生命伦理
Abstract: Posthuman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ren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ical circle, which tr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physical limits of natural humankind on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high technologies and gets the eternal life and the unlimit wisdo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posthumanism from the angle of life ethics ba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n awareness of the western religion.
Key words: posthumanism; sin; transhuman; life ethics
追求永恒的生命与无限的智慧,虽然一直是埋在人类内心深处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却一直是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之一。在中国古代,它曾表现为普通百姓及道教人士追求长生不老以及羽化成仙的意识与行为。在西方,它以宗教神话的形式表现为人类对天堂、对神灵世界的向往与无奈,表现为原罪意识的心灵重负。直到如今,这种奢望也没有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而淡化,反而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而逐步膨胀,典型的表现就是目前在西方流行的所谓后人类主义思潮,它企图通过各种高科技的手段改良、重造人类,挑战人类在生理、智力与心理方面的各种极限,使人延年益寿,甚至达到永生。为使人类的科技文明沿着合理的轨道健康发展,本文从生命伦理的角度探讨后人类主义的可能性与意义。
一、后人类主义对人类改造的奢望与无限追求
所谓后人类主义,是一种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和因特网等高科技为手段,对人类进行物质构成改造、功能提升,使自然的进化让位于以遗传科学为基础的人工进化,达到“提高智能,增强能力、优化动机结构、减少疾病与老化的影响”,甚至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之目的的理论思潮。代表人物有马克思?摩尔(Max More)、雷?库尔兹韦尔(Ray Kurzweil)、 可温?凯里(Kevin Kelly)、彼特?斯诺德蒂克(Peter Sloterdijk)、凯思?安塞尔?皮尔森(Keith ansell Pearson)等。在国际上,专门发表人类主义观点的杂志有《连线》(Warwick),研究机构有超越学会、寿命延长基金会、世界超人类主义者联盟、电子前沿阵地、美国人体冷冻术协会,2000年7月欧洲有关学者曾经在伦敦举行了第三次欧洲超人类主义会议。[1]
简单地说,后人类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出能够在体能、智能、寿命等方面超越人类极限的“后人类”, 如电子人、机器人与生化人。虽然确切的后人类还没有诞生,但是后人类主义者已经有了大胆的设想。与纯粹意义上的物理的、机械的机器人不同的是,它们属于更高层次的生物有机体,是可以不断生长的生命实体。马泽里西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不仅能思考,而且变得比人聪明,并在下一步进化中建立一个混合的电子人物种,把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类概念抛到脑后。”[2]3目前在生物学方面,它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克隆、新器官的培育、大脑的移植、新的感觉和触觉经验的设计、使用性引诱剂去刺激和操纵性欲、应用遗传工程设计可命令的婴儿以及人造子宫的广泛应用。
与自然人类相比,后人类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工制造性,它不是通过自然遗传的生物人,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按照人为的目标设计出来的存在物。二是打破了人与机器的界限,是介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超人,如上述的电子人、机器人与生化人。所谓电子人,是指通过机械或电子设备的帮助或者控制有一定生理过程的人;机器人是指一种类似人的、能够按照指令或事先编号的程序做各种复杂人类工作的机械装置;生化人即人形自动机,它是用生物材料做成的类似人形的机器人。三是在功能上超越了现代人类,突破作为生物的人类在体力、智力以及生命力等方面的极限,这可以说是后人类主义思潮的最重要特征。 区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后人类主义者,一些医药学界的人士旨在通过尖端的科学技术来拓展人类在寿命与健康方面的局限性。在他们的倡导下,通过克隆技术等基因生物手段来追求永生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在支持者看来,基因生物技术不仅可以使胚胎在孕育之初就通过解读基因图谱来使胎儿获得筛选,更可以通过克隆技术不断培育出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器官,进而使生命可以在器官的更替中获得永久的延续。“在我们解读我们的生物属性并尝试着改变和调整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会改变我们自己——且我们将一如既往下去。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这一脚步。”[2]172这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后人类主义,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要提高人为的手段制造出超人。
二、超人意识与原罪禁忌的文化学解码
从西方宗教的角度讲,后人类主义追求无限的智慧、力量与生命,就是想“扮演上帝”,甚至是想制造上帝,这是一种亵渎神灵、悖逆上帝的罪行,是犯了原罪。
所谓原罪,英文为sin,在希腊语中,其原本的含义是指射箭偏离了方向。在基督教中,所谓原罪,是相对本罪而言的,它不是指的由于个人言行悖逆上帝的宗教罪过,而是指的因人类始祖亚当悖逆上帝、通过生命延续的方式传递给其后代的宗教罪过,是人世间普遍的、先天的悖逆上帝的罪过。
在基督教史上,原罪概念是由古代北非的大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提出的。按照奥古斯丁的看法,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善良而又聪明的,但是自从被赋予自由意志以后,因经不住夏娃的诱惑而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违背上帝的意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宗教罪孽。由于这一罪孽并不是起因于个体后天的生存环境、自由意志或人体的物质构成,而是起因于先天、来自于原始的祖先,故称为“原罪”。[3]
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智慧果而获罪于上帝的,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圣经文本,在伊甸园中有两种树,即吃了令人长生久视的生命树与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帝并不担心人类有智慧,他所真正担心的乃是人如果有了智慧,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再有了无限的生命,就会骄傲地运用理性与智慧去主宰一切,就会自行其是,背叛神。请看《创世纪》中上帝把亚当与夏娃逐出伊甸园的缘由就一目了然了,“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亚当离开伊甸园,到他创造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上帝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道路”[8],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仍然只是对有关文本的语义解读。其实,在这一宗教神话的背后,还蕴藏着希伯来先民深刻的生存智慧以及对宇宙法则的理解。其中的思想逻辑应当是这样的:由于人类个体力量、智慧的有限性以及生命的短暂性(在古代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科学知识、尤其是医学知识的缺失,人类的寿命更短),所以,追求无限的生命、无限的力量以及无限的智慧就成为人类不懈的追求与梦想。可是,希伯来早期的圣贤们在长期艰苦的生活经历中朦胧地体会与意识到,在无限的宇宙与大自然面前,人类的智慧与力量始终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达到无限的力量、智慧与生命,甚至也不应该去追求。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应当是一种永恒、神圣而又无情的宇宙法则,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有可能招致无妄之灾。由于在远古时代,人类还缺乏对大自然、对宇宙的理性认识,人类的抽象思维还处于萌芽状态,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说,人类的思维还处于前逻辑、具有神秘特征的原始思维状态,希伯来人的早期圣贤们无法运用现代人的抽象语言进行理解与表达,于是就把这一深刻而又神圣的生存智慧与宇宙法则通过人们当时可以理解的神话故事转化为人类不得不遵循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禁忌,并通过宗教仪式的方式予以传播,希望由此限制后人的行为,以免重蹈覆辙。
在许多人看来,把原罪禁忌意识与近现代科技文明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一件比较牵强附会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科技文明史上,最先把原罪意识与近现代科技文明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与实验科学的鼻祖F?培根。在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困境与危机,在相当的程度上恰恰就是后人忽视培根科学观的宗教意蕴的后果。
由于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培根主张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许多人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培根等人倡导了这样一种自然观,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错误地估计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才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与资源危机,言下之意,培根应当是现代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实际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培根认为人固然可以通过服从自然而控制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永远不能成为自然的主宰,因为人类如果成为自然的主宰,就意味着人类成为自然的立法者,这是对上帝至上地位的挑战,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这是上帝所不能允许与容忍的。
培根认为,在历史与现实中,人类的始祖及其后裔(即我们)就是由于忽略了自身的有限性,企图主宰自然,才犯下了罪。在《自然与实验的历史》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恶付出代价,并且还在模仿这种罪恶。他们希望像诸神一样,我们——他们的后代——似乎还要胜过他们。我们创造各种世界,我们替自然界制定规律,并以自然的主宰自命。我们要一切事物来适应我们的愚昧,而不是要他们适于神圣的智慧,就是说不要事物顺其天性。我们把我们的概念的图记强加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上,而并不勤勤恳恳地发现在一切事物上的标记。”[5]在培根看来,正是由于这种骄傲,人类丧失了对宇宙万物的支配权。因此,人类要摆脱始祖自负聪明的罪恶,就必须勤恳地发现上帝在一切事物中的标记,在上帝的“自然之书”中寻求物性。
按照培根的看法,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曾经拥有对宇宙万物的控制权,只是由于人类的始祖在原始坠落时,把这种权力丢失了。不过,凭借科学与技术,人类还可以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权力。在《新工具》中,培根明确写道:“人类在一坠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宇宙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6]为了重获已经丧失的权力,培根从宗教的拯救维度,提出了建立一个“人的国度”的思想。在这个所谓的“人间国度”中,科学与技术将使人们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支配权力,重享原本上帝曾赐予人类的幸福生活。换句话说,在培根那里,科学研究与探索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对自然支配的权力以及更多的生活的便利,主要还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天国平行的新的人间世界。正因为如此,着名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培根是从对神的祈祷开始自己的改革的”,着名的培根研究者法灵顿也指出,“培根把他的伟大的复兴事业纳入神学体系内”[7]。
从现代科学与无神论的角度讲,基督教与培根的“原罪意识”都属于无稽之谈。没有神,哪里谈得上什么原罪意识呢?至于说人类因自己的始祖亚当与夏娃有罪而导致其所有后代一生下来就有罪,那也同样是荒唐的。人类的生理特征固然可以遗传,人类的精神怎么可能直接遗传?何况亚当与夏娃作为始祖,也仅仅是宗教神话传说而已,缺乏充分的根据。但是,犹太先祖及培根对人类追求无限智慧与生命的警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现代科技发展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保障与核威胁等,都充分显示了人类智慧与力量的有限性。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在宇宙与大自然面前都应当保持谦卑的态度,不可狂妄自大,否则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后人类主义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类狂妄自大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
后人类主义思潮作为唯科学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同现代科技文明一样,在伦理、宗教、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遭遇了难以突破的困境。
首先,它存在着科技万能论的局限。作为唯科学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后人类主义思潮把对未来的全部期望寄托于科学技术的无限能力之上,主张用遗传工程、计算机技术等“硬科学”来全面“改良”人类,以实现人类智慧、寿命、能力的无限提升。从西方文明史角度讲,人类目前的行为是注定无法实现的行为,因为人类依靠科技否定了万能的上帝的存在,但是自己又企图扮演万能的上帝,企图依靠科技实现自己的奢望,自陷困境。在后人类主义思想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西方着名哲学大师尼采所揭示的赤裸裸的“权力意志”,由于缺乏理性的制衡作用,后人类主义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必然导致不断的叛逆与超越,终究必然是一厢情愿的悲剧。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多米尼克?布格(Dominique Bourg)指出的:“20世纪下半叶的经验教导我们,我们的技术只容许我们在本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把握各种现象。这种所谓把握,实际上往往在或短或长的时间里引起某些出乎意料或者也许是不可预测的有害后果。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认识我们对于我们人类自身把握力的全部后果。”[8]27
其次,它具有强烈的机械还原论色彩。人的身体在他们眼中被还原为有机体的机械结构,一切生理行为、思想意识、情绪变化都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全面控制,进而通过科技手段得到全面优化,以致构筑了一个具有强烈科技乌托邦色彩的后人类社会。
再次,它忽视了人类生理结构的困境。人类作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一个物种,自然具有这一物种本身的物质特性及其结构特征的局限性,也同样具有地球所处环境、包括生态环境的局限性,即使是人类的理性本身也具有所处环境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包括对人类生命以及智慧的认识的局限性,其中有一些是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的。
在许多人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是可以做到长生不老的,例如,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衰退,我们可以进行人工移植,为了防止排异现象,人类甚至可以在基因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人工克隆与替换。但是,人体是一个严密的生理与心理系统,就像一架运转不停的机器,机器的各个部件也是会有磨损的,人的器官则会因运转时间长而造成功能衰退。人工的移植与替换也只能是局部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科技的发展固然不能无限地延长人的寿命,但可以依据现代科技手段在深层次上重新设计人类、构造人类,使人类的生理结构与功能更加优化,避免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明显缺陷与疾病。但是,人作为一种有物质结构、生理结构的存在物,无论怎么设计,总是有缺陷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何况任何有缺陷的生理结构也有自己的独特的功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后人类主义当前对生命无限的科学尝试与中国古代道教所孜孜以求的长生不老术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二者有着相同的乐观与自信,道教方士们从自然万物的相互变化中坚定了生命由有限通达无限的可能,而当今的许多学者从科学技术已有的巨大成就中看到了科学对于生命无限的决定作用;道教自古就有得道升仙的教义,它使炼丹术士们从信仰层面坚定了长生不老的决心,而后人类主义学者把科学抬升到一个无可复加的神坛之上,把科学由一种学术手段提升为了一种信仰,加以顶礼膜拜,认为万能的科技一定会在未来的某天使人拥有无限的生命。
从中国古代道教炼丹长生术的屡次失败中我们不难看出,秉承着长生不死信念的道士们经过了几十代人的艰苦努力,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也不能怪罪手段的缺乏(他们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试的炼丹材料达到上百种),而是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他们从思想深处就没有认识到作为宇宙自然一分子的人类在生理结构、种属特征上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对生命无限的追求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万物生、长、壮、死的永恒法则。在这一点上,作为他们思想发端的老子远比他的后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9]现代人如果一意在永生之法的寻觅道路上恣意直行,他们将很有可能重蹈道教的覆辙。作为自然万物永难逃避的生死法则,必将从根本上制约着通过科学手段实现长生久视的可能。
再次,它有可能导致全球意义上的人口爆炸与生存意义的危机。退一步说,即使人类的各种器官有可能全面移植,即使我们能够造出设想出来的各种后人类,它也面临着由于寿命的无限延长而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资源危机与生态危机,也会造成人生有限性的丧失以及建立在人生有限性基础上的许多人生意义与乐趣的丧失,人生也将因此而丧失奋斗的动力。因为人生的意义及其珍贵性是建立在人生有限性基础上的,如果人生是无限的,为什么还要珍惜人生呢?为什么还要奋斗呢?这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最后,后人类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困境。因为如果我们造出的是各种在功能上大大超越人类的极限却没有人类情感的各种机器人或电子人等,那么还是没有解决人类本身的极限问题,只是为人类造出了一些优越的、在外形或某些功能方面类似于人类的超级工具而已,缺乏人类的情感与意志,当然也就无法取代人类或帮助人类解决由于情感与权力意志的作用而导致的问题。实际上,用多米尼克?布格的话说,“超越人类的观点是完全不可信的。我们能够进行的改变,乃是对人的状态所固有的不满足的表达本身”[8]26。
由此可见,对于后人类主义所代表的科技文明的发展趋向,我们需要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进行认真反思,以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2]吴士余,曹荣湘.后人类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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