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对佛教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1973年，他在致广洽大师的信中说:弟白幼受弘一法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佛教是宗教迷信、精神鸦片，引导人们厌世遁世、逃避社会，是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哲学。由于这个原因，丰子恺当年阪依佛教曾遭到柔石等人的尖锐批评。直到现代，仍有学者认为丰子恺具有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那么，佛学对丰子恺的精神和人格建构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佛学影响之于丰子恺必然是消极的吗?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丰子恺对待佛学的认识态度和择取导向问题。
一、修心:返本还源的修持思路
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引发了空前的意义危机，面对道德失范、人格理想的式微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审视的眼光投向了以佛学为中心的宗教领域，试图走出一条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谭、章、梁等人的救世型应用佛学，经过弘一的传承，至丰子恺、夏丐尊、朱自清等白马湖作家则体现为救心式的哲学佛学。他们厚佛并非完全置救世使命于不顾，更多的是出白情感和精神的需求，即更注重佛教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这一层面。
二、无我:人格修炼的最高境界
精神是重要的，尤其对丰子恺而言。要是没有这种内部的光辉，宇宙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丰子恺在说明恩师出家的必然性时，曾把人的生活比喻为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先生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到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上，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脚力小，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现在还停留在二层楼上，斤斤于一字一笔的小技，白己觉得很惭愧。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丰子恺用如此赞扬的语气，是因为他认为恩师李叔同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才安然地从艺术王国走向宗教王国，这就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三、智信:传统文人的学佛传统
东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许许多多中国文人厚佛学佛，但并没有多少人出家当和尚，他们始终保持着智信而非迷信的学佛传统。苏过在为其亡母抄写《金光明经》时，问父苏轼:此经皆真实语耶，抑寓言耶?苏轼为之重述了张安道的话: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这种非有非无的通达观念，显然与佛教迷信有很大不同。王维既尊崇儒家信条又信奉释禅之教，晚年亦官亦隐的居士生活，被许许多多的封建文人和士大夫所效仿，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文人利用佛教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探索，培养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求得险恶宦途中心理平定的学佛传统。这种智信而非迷信的学佛传统，经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发扬，至鲁迅、丰子恺、夏丐尊等中国现代文人身上则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他们学佛但不迷信佛，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学习佛陀的人格与精神，以培养爱憎分明的情感、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苦海慈航的道德感。
